我和潘阿姨接触不多，本不打算专门写潘阿姨了，因为不想硬“挤牙膏”，为写而写。但想了想，觉得还是有必要，那就有多少写多少吧，反正不需要“凑”字数。
潘阿姨也是个老干部，我搞不清是什么级别的，往俗里说，与徐伯伯比一定是“逊色”了。而在家里，潘阿姨无非就是个老妈子的角色。有保姆时，她基本上只需动嘴；没保姆时，她也是必须动手的。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潘阿姨是徐家最不显山露水的人。她平时当然不跟我们小孩子搞在一起，又不似徐伯伯那样可以从外地甚至外国带回来吃的、玩的或新奇的故事。可以说在徐家，别人都是时不时有点事的，惟独潘阿姨，从没有任何变化，低调得仿佛不存在一般。直到我长大之后，到我偶尔以审视的目光回头看我们两家接近的惊人的家风时，才意识到潘阿姨的风格对徐家的影响。
前面说过，徐家经常是人来人往，这些当然都是潘阿姨肯首的。更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每一个客人都是像在自己家一样，而这不是一句“不要见外”就能做到的。２０多年前，我在纽约中国城偶遇哥哥小学时的相好Ｚ，他激动地冲过马路，与我在路边聊了差不多２０分钟，第一句就是说小时候到同学家看见家长会害怕，唯独在我父母面前是完全自如的。我想Ｚ这么多年后对我说这个，可见类似经历令他印象深刻，对他影响久远。那么在徐家就是这样的！我要说，这是一种修养，一种家风，一种能影响人心灵的大度。而这主要来自于潘阿姨，因为她是这个家真正担当“管家”角色的人。我能在徐家享受各项“福利”，当然也是因了潘阿姨的缘故，如该系列前文有提到的“图书馆”，“私人电话”等。
现在以世俗角度来看，我当初“放弃”了不少“福利”，免费邮票就是一例。潘阿姨集邮。记得她在摆弄邮票时曾告诉我，最好的集邮邮票是用过了，盖了邮戳的。（好像这个观念现在有变？）她还说，如果我能保证把用过的邮票还给她，我、我们家所有的邮票都可以从她那里拿。其实她是求我帮忙。我想了想，我一个小孩子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通信，而我无法保证大人能做到，只好很遗憾的表示无力效劳。现在想想，丢了个发财的机会 : )
我们是居住在一个外宾开发区，我们小时候是经常会有外宾来参观的。所谓开放，不是外宾可以随便走动，而是可以被接待人员带着在开放区去指定的人家、场所参观，我在以前的一文“上海70年代的‘外宾接待’”有写过，这样的人家会得到一些免费的糖果和中华牌香烟。估计是徐家住房条件比别家宽敞，够格对外宾开放，被邀请加入开放人家之列。低调的潘阿姨拒绝了。后来潘阿姨又拒绝了一个机会：搬去高层。那也是７０年代的事情，上海在万人体育馆附近建造了第一批１３楼的高层，徐家被邀请搬迁进去。可能是居住条件还不错，潘阿姨考虑过，但有不少要求难以接受，包括不许在阳台晾晒衣物等。原因也是因为那里将是外宾行车经过的路段，说国外是没有人在阳台上晾晒衣物的。（来美后知道了人家用烘干机，其实还不如我们的环保呢 : ））潘阿姨说不愿受那个罪，不去！不过我后来乘车经过那片高楼时发现这个规矩被破了，几乎家家都在阳台上晾着衣物 : ) 本来嘛，没到那个条件就不可能去“模仿”！
我唯一一次感觉到潘阿姨情绪变化的是大姐的男朋友“吹”了的时候，我在“大姐的故事”里有讲到那件事。看似一切如常，但我扑捉到了做母亲的沉重。让大姐去四川亲戚家散心，都是潘阿姨的操作。
我最体会潘阿姨的宽容还是小勤闹着要弃工务农这事。上一文里有说，最后点头的是潘阿姨。我的理解，并不是别人都同意了，只有潘阿姨不同意，而是潘阿姨放弃了自己的投票权，只待别人都同意了，她就也算同意了。可是对潘阿姨来说，这个同意是有代价的。组织上安排小勤到处作报告是连带着潘阿姨的，是母女一起做报告，所以她还有个写稿的负担。我不相信这是潘阿姨乐意做的事情，但她默默地承担了。不知小勤有没有为此对潘阿姨说过宽心话？
这就是潘阿姨，看似她自己从无变化，但别人的变化中都有她的付出。明白的人知道，不明白的人就视若无睹了。我就是从小时候几乎不意识到潘阿姨的真正存在，到长大后看明白了潘阿姨是徐家的脊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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