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练“方海珍”的“蛊惑”，让我想起了另一人物：彭佩云。这位副国级的“方海珍”。
彭佩云，1929年12月出生湖南浏阳。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社会系 毕业。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专注学运工作，直至49年。后一直在教育系统从事党务。文化大革命初毛的一张大字报让彭闻名全国，随即被下放劳动改造达十年之久。
1987年1月，彭临危受命，以教育部副部长之衔任科大党委书记，同期到来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腾藤（任校长），家喻户晓的心灵鸡汤刘吉（党委副书记）以及邱进（团委书记），阵容可谓浩浩荡荡、来势匆匆，不可小觑。
彭的斗争性使然。下车伊始就范个忌讳，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扬言“要奉陪到底”，结果得罪了几乎全体人，至少想投靠的人心有余悸。我的一位老师当场（副教务长）流下了委屈的眼泪，这个从58年就来到科大的辛勤园丁，不解地问道：我们普通教师有什么罪，值得你中央要员敌视么？
这以后可想而知，新领导班子如何如履薄冰。
彭还是我行我素，马列主义大会小会天天讲，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就是不让自由化抬头；
腾藤则反其道而行之，到处讲（等于讨好卖乖），声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是清华的教授、博导，进中宣部是组织的意思，此时来科大任校长也非夙愿，不过，自己更喜欢大学氛围如鱼得水等等；
刘吉的鸡汤不卖了，整天研究旗杆的高度（如何挂旗最醒目）；
邱进，专注学生动态，这与他今后在安全部门任职的经历一致。
我呢，成为学校的“负担”与“忌讳”。研究生考试不仅无人打扰，考完后也光拿工资不干活。我乐得自在，成了“远在深山无客来”的闲人。可是录取却颇费周折，需要政审通过。校办主任不愿意签字，推到党委，党委一干人不表态，由彭拍板（彭住在学校专家楼招待所，一位彭当年的朋人去拜访她，碰巧在场目睹秘书与彭的对话）。据这位旁观者的儿子后来复述说，彭当时问了一下我平时在校的表现，然后对朋友发感慨（牢骚），学校就是这样，大事小事自己得亲力亲为。这个政审，校办本来就可以办了，大不了xx副书记过问一下，他们却推给我这外来人。一个年轻人，工作是组织分配的，平时上下反应都不错，不能因为我们来了就断了人家前程，不管怎么讲，要给出路。
我的研究生录取就是这样有惊无险。
不久以后，彭调回北京任计生委主任；腾任教育部副部长（彭给腾的鉴定里有立场不坚定一项），刘去国防科大政治部任副主任（大校或副军职未定），邱，北京市安全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