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免疫机能紊乱造成的疾病。免疫系统在肠道没有炎症的情况下误认为有炎症并发起对肠道的攻击。症状是没有炎症的情况下持续腹泻，严重时在大便里能看到溃疡物。这个病在医学上被发现己有一百年之久，但至今为止，只有两种治疗方法：早期时用药物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在后期手术切除大肠。用药期间非常容易感染；手术后消化功能受影响。总之不是一个好事。病理原因不清，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生活节奏紧张会增加发病的机会。
我是在二零零四年冬天第一次发现有这个病的，开始几年一直是口服药物控制症状。
二零零七年初我的病情恶化了，开始大便见血了。后来改成直接将葯打进肛门和静脉注射。当时我用的药物一次注射就是两千多块钱，一个月两次。就是用其他药物一个月也有一千多块，好在有医疗保险。
二零零七年夏，在医生的劝说和太太的强列要求下我离开了Avanade，在克利夫兰本地找到了一个工作。
虽然不用出差但是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几乎没有一天七点前回家的。有时还加班到深夜。记得有一次系统升级成功后我深夜回家一时兴起驾快了一点还被罚单了。
几个月后我的医生就告诉我他已经无法医治我了，要把我推荐给克利夫兰诊所。去了克利夫兰诊所，医生一看我的病历就推荐我做手术。当天就看了手术医生。决定秋后手术。这主要是因为我用了一种激素药物，必须停药三个月才能手术。后来与同学提起，同学推荐一位在济南的医生，说也许不用开刀。
二零零八年夏我们一家人回国。主要是去济南看医生。临行前我还打电话与医生联系的，讲好三天后去见他。到北京后朋友署明帮忙买好了到济南的机票送到机场。老朋友多年未见，畅谈技术和中外的不同见闻。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了。到了济南后太太的同学到机场接机并把我们安排在一家准五星级的酒店住下。第二天去看医生，出乎预料的是医生不在，门口贴了一个条子说某某医生出差了今天不看门诊。我连忙打电话问。医生说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我们都非常扫兴。太太的同学提议游泰山。就这样我们两夫妇在太太的同学的陪同下带着两岁不到的女儿游了泰山。到南京去成都最后从上海回美国。那是我离婚结婚后第一次回国。
回到美国后就准备好了十月做手术。
有一天晚上女儿吵着要吃爆米花。我用微波炉做了一包爆米花给她，我也吃了几个。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左右我醒来上厕所。突然发现大量的血从肛门中涌出，哗啦啦地就像拉肚一样，不过出来的是血。我怕极了，急忙叫醒太太。太太一看立即打紧急电话求救。十分钟后救护车来了，把我送到当地医院。可是当地医院的医生也不知道如何止血，眼看着我的血哗啦啦地流不知如何是好。打电话与克利夫兰诊所的医生联系，被告知立即将我转到那里。因为是上班高峰时间，怕堵车，建议用直升飞机来接我。他们告诉我太太不知道保险公司出不出钱，就是出也不知道出多少，如果决定用直升飞机的话我太太要签字承担费用。我太太二话没说就签字了。
大概十分钟后飞机来了，在飞行中急救人员开始给我输液，并监督我的血压，当时我还清醒，当我问道我的血压是多少时，我得到的回答是高压三十九。
到了克利夫兰诊所，那里的医生进行了各种诊治手段终于把血止住了。接着就是做肠镜检查希望找出出血点。最后的结论是由于肠溃疡，动脉血管暴露，未消化的食物划破了血管造成了出血。（可能就是爆米花闯的祸）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不进行手术把大肠拿掉的话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不过鉴于我刚刚出了那么多血，建议我回家休养一个月再来手术。
手术是分三个阶段做的。第一个手术把大肠拿掉，把小肠直接接到肚子上的一个小孔上。休养六个月。第二个手术用小肠再造一个大肠段并接回肛门。手术后休养四个月。第三个手术起用人造大肠。每次手术都是早晨五点就去医院，为了陪伴我，太太把小女儿托给邻居照顾。有两次大女儿特地从新泽西赶回来帮忙照顾我。三个手术历时一年。最后一个手术是二零零九年九月做的。南京大学同学三十年纪念我因为手术后休养都未能成行。母亲去世也未能回国见妈妈最后一面。在这一年里为了这些手术我做了无数的检查，无数的化验。为了做血管造影，注射特别的药物到血液中，为了检查肠道做了无数次肠镜，还做了心脏检查，MRI 和CT扫描。每次躺在冰凉的手术台上在麻醉之前我总想要是就这样一去不回了倒也好，就再也不用受折磨了。不过要是能治好的话以后还是要奋斗努力，为太太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真的没有一点担心和不安。
克利夫兰的医生水平确实名不虚传，三个手术都很成功。由于当时我和太太都买了医疗保险，所以虽然费用巨大，我们自己基本上没有花钱，最多也就是五千块以下。
三个手术下来和消化功能的减退，我的体重从178磅降到132磅。不过总算是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来。
请看下集：转战哥伦布。
文字编辑：Ellen /云卷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