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接受批判还一边搞科研的精神。现在的环境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有可能这样的发展,如果不是两弹护国(原因之一),老毛时代人们的自觉,老邓的六四时代,苏东波时代和阿拉伯之春时代,中国早就解体于四伏的危机了。
适得你反的是:谢谢你提供的名单,收藏了。他们是我在精神上学习敬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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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23人,除钱学森被周总理保护,于敏资料解禁时间较短外(仅找到一句“1971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还有3人未找到文革时期经历。其余18人均或多或少受到冲击。其中一人被打死,一人不堪屈辱自杀。几乎所有这些人一边接受机批判,一边搞科研。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
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
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
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
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
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
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
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钱三强: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1948年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作为原子能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科技计划的制定者,对中国原子能事业、“两弹一星”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爆破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当天晚7时,钱三强批判会开始,三天后, 10月19日,钱三强被下放到河南农村。
钱骥: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中国科学院“651”人造卫星设计院技术负责人,与赵九章等同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文革时靠边审查批斗。(这部分语焉不详,见于中科院网站《空间中心隆重纪念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35周年》一文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蔡平的《不应被尘封的愿望》)
姚桐斌: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1968年6月8日,在家中被“革命群众”打死。
赵九章:两弹一星元勋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不堪屈辱,于1968年10月25日在北京中关村15楼服安眠药自杀。
邓稼先: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1971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参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黄纬禄: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1950年代末,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曾参与研制多级的中远程导弹和由它改进而成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1970年代初从事潜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的开创工作。
据其自述:在文革中“那时候我虽然靠边站,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个导弹的事业当中发挥一点作用。我那时候不能做技术领导干部的身份来指挥大家,但大家在这个做这个实验工作的时候,我就在那地方给大家倒倒茶,送送水,然后再帮大家做做记录。有个时候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考虑到了,我就提出我的建议同看法。”
屠守锷: 火箭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斗。
周光召: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
文革中,“周光召在单位受冲击得最厉害,因为他1957 年就出去了,并未经历反右斗争,所以他说话都很直率,再加上出身也不好,家被红卫兵抄了三四次之多,许多过去珍贵的照片都丢失了,替他们照顾小孩子的岳父母赶回乡下去了! 那个时候周先生一方面要接受批判,一方面照样抓紧氢弹的研究工作,其困难可想而知。”(欧阳钟灿 牟克雄等 《周光召从事物理工作55周年及对理论物理所的卓越贡献》)
杨嘉墀: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元勋。
1963年初,国防科委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下达研制核爆炸试验用测试仪器的任务(即“21号任务”),内容包括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和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等,杨嘉墀负责技术抓总工作。他提出了采用反馈式光电倍增管线路的大量程温度计方案和采用变磁阻式压力传感器的方案。他和参加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一起加班加点,1964年3月完成了研制工作,为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以及后来1965年和1966年的两次原子弹试验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嘉墀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但他不屈不挠,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杨嘉墀,白天要写检讨,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悄悄地到实验室工作。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网络上并未找到陈能宽受迫害的直接文字,但据许鹿希回忆:“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嘿嘿,看来陈能宽很可能被打死。
陈芳允: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担任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的技术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
文革开始后,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任新民: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集中国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在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中担任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网络上并未找到任新民受迫害的直接文字,只找到“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冲击时,他就去读史,保持着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光明日报《任新民:中国航天事业先驱》)
孙家栋: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1967年以前,先后领导和参加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地地导弹与液体中程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7年后,开始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卫星总体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修改工作。
文革时,中国人造卫星计划早期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受到冲击,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
据戚发轫回忆:“文革”中说孙家栋也有历史问题,就靠边站了。
王希季:空间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主要从事空间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航天型号的研制工作。曾主持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样火箭的研制工作。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是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他首先提出了“空间资源”、“空间基础设施”、“空间疆域”等新概念。在他主持下,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技术难关,使我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全世界仅有的掌握此项高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
“王希季躲也没躲掉,批判他的大字贴了满满一墙。降落伞强度试验,由于伞没打开,模型摔碎了,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王希季被“请”进学习班。幸好试验纪录胶片证实模型不是人为破坏,王希季才被放出来。”(网络文章《中国宇航员预备出征(下)》)
王大珩:光学家,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
长期从事光学与应用光学的研究工作,对应用光学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做出了杰出贡献。所提“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以及其他若干重大科学建议,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王大珩谈起文革时一脸的无奈.当时光机所的绝大部分科技人员都被批斗"靠边站",科技骨干关的关自杀的自杀,研究工作长期停顿,担任所长的他竟然要以扫厕所作为掩护,一方面为表示自己对于运动的拥护及彻底改造自己的态度,一方面也为了保护自己继续科学研究的权利...”(网络文章《王大珩谈起文革时:一脸无奈》)
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
在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发现洞中损害健康的氡气含量远远超标,呼吁保证在洞内操作的战士和实验人员的健康,而被批判为“活命哲学”。幸亏由于人缘很好,情商很高,把批判会糊弄过去。
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
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所人之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反应堆理论与反应堆计算人才;是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领导和参加了原子弹设计方案的制定;领导和参加了氢弹的原理设计和试验;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文革"时,多所学校曾贴彭桓武的大字报,被“褒奖”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本人自我解嘲:“科大的大字报表扬了我,说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多好哇,没有加‘反动’二字,这不是表扬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