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比四十年代好， 六十年代比五十年代好， 能够以此类推么？ 九十年代反倒退步了， 是恢复六七十年代呢？ 还是改进如今的不尽人意？ 高家庄能不能再高？ 给当今出了个题目来做文章。--转载者
如果要问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人受益最大的是哪一方面，答案是医疗卫生。60年代后，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人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现代的医疗服务。政府对村民进行定期的疫苗接种，血吸虫病得到了控制。
现代医疗技术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像高家村村民这样的人就有机会享受到。要使村民能受益于现代医疗技术，还涉及到政策意向、政府资源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假若没有共产党政府的努力，这些成就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与60、70年代相比，90年代现代医疗技术的应用的确更为广泛了，但后毛泽东时代的种种迹象表明，高家村的医疗条件在近年来却趋于恶化。
60年代以前
60年代以前，高家村人对青莓素、链莓素、安乃近、抗生素以及其它许多药物和它们的功效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服用西药，中医给他们开的药无非是些草药，可以入药的昆虫和动物之类，这些东西被研磨成粉或煎成药汁供人服用。我们不否认，一些昆虫，如蝉、蜈蚣、甲虫，和桔子皮、金银花之类，的确含有一定的药用成分，但是否能治病，治什么病是不能简单就说清楚的。还有一些疾病，如麻疹，或一些导致人发烧的疾病，中医确实不如西医的疗效好。中医对于一些慢性病可能有效，但对于急性病，中医的疗效就显得太慢了。
不管中草药效果怎样，高家村的村民通常是不去看医生的。像耳炎、鼻炎、牙周炎和疟疾这样的病是非常普遍的，村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因此也不去管它们，任其发展。高家村人经常得的病还有：感冒、流感、腹泻、哮喘、关节炎、疮、痈、齿龈脓肿、支气管炎、肺炎和肺结核。老年人咳嗽也被认为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从不去看医生，除非发高烧。在1949年以前是这样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子，90年代我回高家村时还是这样子。但是，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当然能够支付得起我母亲看病的费用，但是去哪里看病呢?怎样去呢?这里没有乡村医院，而且没有哪一家城镇医院会收治她，因为她的病不被视为急诊病例。医院所能做的仅仅是给她打一针，然后打发她回家。
高家村的黄金时期
在60年代，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使农村居民有机会享受到医疗技术，其中包括医疗资源的重组，结果有些医务人员被派住到农村地区。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措施。高家村人受益匪浅，不仅那些致命的疾病，像麻疹和天花完全消失了，而且县政府委派了两位医生驻在高家村，一位是李医生，他是一位全科医生，另一位是胡医生，他是一名药剂师。诊所的位置之所以选在高家村，是因为高家村位于周边四个大队的中心，诊所可以为四个大队的人提供医疗服务。两位医生的工资由当地政府支付，每人每月领到大约60元钱。
虽然这两位医生在高家村行医看病，但他们并没有给村民们增加经济负担，实际上还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两位医生，特别李医生，因为不需要赡养大家庭，他经常会定期从村民这儿购买季节性蔬菜和一些水产品，像鱼和虾等。李医生是村里花钱最多的人，他的消费给村民们带来了宝贵的现金。因为住得这么近，两个医生对村民们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村民们付不起钱而拒绝给任何一个高家村病人看病。有时候，高家村人只能拿给医生他们自家生产的蔬菜来抵消医疗费，如黄瓜、大豆、南瓜、卷心菜或者更值钱点的如花生或像面条、面包和米糕之类的食物。对于应急治疗，例如，给疮上药膏，他不会收取费用。如果小孩发高烧，李医生也知道如何处理。如果有他治不了的疑难病症，他会建议送往医院。
对于村民们来说，诊所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在整个村里只有这两位医生拥有收音机和报纸。他们的年纪都上了50岁，他们的家人也都不住在高家村，因此，他们喜欢晚上和村民们呆在一起。并不需要提前预约，村民们只要走到诊所就可以随意畅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正是通过诊所，村民们了解了太空飞船和人造卫星，了解了核武器和越南战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村民们也是通过诊所和李医生的收音机开始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学会了唱广播里经常播放的样板戏。这两个医生，特别是李医生被视为是比村里人更亲的人，他们受到村里人的羡慕、敬佩和爱戴。对高家村人来说，诊所是上天恩赐的礼物：他们毫不费力就可以了解到文化知识，并可以享受费用很低的医疗服务，又可以从这两个医生的消费中增加额外的现金收入。
当然，这两位医生不能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毕竟他们只拥有非常落后的医疗设施，并且他们也没有接受过特别的训练来治疗疑难杂症。因为在高家村导致健康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全面处理这些问题，就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6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政府给村民普及基本的卫生知识，例如，学校的孩子通过学习，了解了细菌和病毒知识，并知道洗手和喝开水的好处。村里挖了一口井，以便提供更为干净的饮用水，村里人过去在村子前的同一口池塘里洗衣服、蔬菜和包括婴儿尿布在内的其它东西。慢慢地，村民们开始知道，保持房子亮堂和通风不仅对视力有好处，而且能够去湿气，因而有助于身心健康。当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后，村民们变得更加讲卫生。以前，孩子发烧就能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现在，李医生能够完全控制住这种病情。
因为注意了个人卫生，其它疾病，例如头皮癣也随之消失了。白癣过去是高家村的一种常见病，过去共有七个村民得了这种病，他们都有“癞痢”的绰号，表示一个人头上感染了白癣。这种病严重的时候会损坏头上的所有头发，并且流出一种令人恶心的黄色脓液，等到脓干了之后就会粘到头皮上。然而，60年代以来就再也没有人得过这种病了。蛔虫病也是过去的一种常见病，那些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是不经常洗手，或者是吃了没洗的蔬菜和水果的小孩。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去上学，学校要求他们养成基本的卫生习惯，得蛔虫病的人就越来越少。
“赤脚医生”制度
1972年，李医生和胡医生退休后，回到了他们自己家乡的村里。他们已经培训好了高家村村民高时华，他成了一名“赤脚医生”。截止到1972年，青林大队有三个“赤脚医生”，高时华就住在高家村。
当时的政策是这样的：村里的医生必须是当地人，而且，给他们发工资的不是政府，而是当地公社。为了降低成本和确保医生和当地人之间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没有病人看病时，“赤脚医生”也必须像其他村民一样在地里干活。如果村民们干活时没有穿鞋，那么医生们也不能穿。因此产生了“赤脚医生”这个说法，其意思是只有了解了村民们的经济困难（没有定期的工资）和艰苦的体力劳动（在地里干活），医生们才能了解他们的健康问题和健康需求。
“赤脚医生“制度是这样运作的：任何一个村民都有权利获求治疗。村民们每次去看医生都必须付挂号费和处方费，处方由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开出，并由医生开药给药;挂号费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这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挂号费是0.05元到0.10元，到70年代后期，费用涨到了0.5元。药费按理来说应该是药的实际价格，而这只有开处方的医生知道。村民在治疗的时候就要付钱给医生，有了医生开的发票，他们可以到生产小队的会计那里报账。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生产大队的所有医疗费用，包括这三个医生的工资和买药品和医疗设备的费用算在一起，再来决定按人头算，每个生产小队应该支付多少。如果生产小队给它的队员报销的钱的总额超过了应支付的钱，那么该生产小队就有余款，余款将留下来抵消明年的应付款。然而，如果生产小队给队员报销的总额比应支付的更少，生产小队就必须付给大队差额。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个村民都有机会享受免费医疗，医疗费用由整个公社和生产大队承担。
1972年，高时华和其他两位“赤脚医生”到设在生产大队办公楼的诊所里一起工作。这家诊所建在70年代有着大约3,000人口的青林大队的中心位置。高时华的家在高家村，而徐医生来自徐家村，江医生来自江家村。这三个医生白天在诊所里工作，晚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里睡觉。他们每个人在诊所里都有一个办公室，当然办公室里也有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会睡在办公室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睡在办公室里，以防有急诊病例。这三个医生直接从生产大队领取报酬而不是从他们所在生产小队领取。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大队的平均收入，而且每年各异。方法是：365天乘以大队的平均“单位劳动价值”。在1976年，大队的平均“单位劳动价值”是0.7元，那么当年高时华的报酬应该是255.5元，比最好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还要高。这三个医生的报酬作为大队诊所成本的一部分，由所有的生产小队共同分担。在每年的财政年度结束时，大队的行政部门会付给医生们现金，反过来，医生们也会花钱买他们所在的生产小队发给各家各户一整年的谷物和其它物品。
当然，这三个医生不能等到每年的年底发了现金才去消费。因此，在年中，他们可以从诊所借钱花。他们借了多少钱，就会写一张欠条，并注明日期和所借的钱的数量，有时候还写明借钱的目的。同样在每年的财政年度结束时，每位医生的欠条会算在一起从全年的总报酬中扣除。诊所连秘书都没有，更不用说会计了。医生们必须自己算账。他们给病人看病、开处方、卖药和收钱，并且不准从中获取利润，他们需要做的是，收取合理的药费以保证有足够的钱购买药品。挂号费是由大队规定的，并且每个医生从村民手里收取的费用应是诊所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没有一位医生会记录每一段时间的病人情况或所收取的费用。他们确实能够从村民那里收取比购买药品所需更多的钱，以谋取私利。村民们监控他们是否多收取了药费的唯一方法，是和自己以前看病的经验进行比较。他们也许会问医生，为什么这种药品比以前更贵。这种监控是可行的，因为毛泽东时代很少有通货膨胀。另一种监督机制是公社里彼此住得近，几乎人人都认识，隐瞒不了任何东西。例如，如果一位医生过着一种很不寻常的很富裕的生活，那么就有必要对诊所进行审查，这样的话医生将会陷入严重的麻烦中。在中国，至少在那个时候，仅仅怀疑就能导致一个人的垮台。
在这种体制下，三个“赤脚医生”不仅没有必要光着脚，而且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赚得更多。他们手头有现金，尽管没有人知道他们多赚了多少。然而，村民们却把这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这三个医生工作都很卖命，并且没有被怀疑犯过什么错误。按照当地的标准，他们生活得还算富裕。高时华在70年代就能够建一栋房子，而且他还是1977年以前高家村里唯一一个拥有一只手表和一辆自行车的人。
村民们在这种医疗制度下也不会过得太坏。这种体制差不多是免费医疗体制，而实际上却没有获得国家政府的支持。其费用不是很高的原因，其一是非常低的消费水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较低追求;其二是村民们不是经常去看病，他们认为很多病都是理所当然的，去看病反而嫌麻烦;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不包括常规治疗外的疑难病症。例如，只要有一例外科手术，就足以使整个青林诊所破产。
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在这个地区是如何发生的，不得而知。高家村人回忆不起在40年代以前有过任何一例这样严重的病例，也许是因为在共产党政府使他们意识到这种病之前，他们并不认识这种病。血吸虫病是一种长时期困扰着中国南方地区的疾病。到50年代中期为止，这种疾病侵扰了12个省，350多个县，1,000万人被发现患上了这种病，被这种瘟疫感染的区域涵盖了1亿人口。1955年，毛泽东提出彻底消灭这种瘟疫的想法。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一支特派组来协调这项工作。到1958年，被血吸虫病侵扰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余干县据说已经消灭了这种病。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是如此的高兴，以至于他连夜写了一首诗，题为“送瘟神”。
中国政府做了两件事来控制这场血吸虫病。一件事是确认感染的人数并让他们服用杀虫药物。另一件事是彻底根除病源。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寄生螺，因为没有寄生螺做载体，寄生虫就不能繁殖而最终死去。1955年，波阳县建立了第一个血吸虫病卫生防疫站。1956年，县政府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协调全县范围内的治疗防疫工作，并且又建立了四个血吸虫病卫生防疫分站。1958年，又建立了一座血吸虫病医院来治疗血吸虫病患者，县里还建立了好几个类似的地方性诊所。所有年龄在七岁或七岁以上的都被动员去进行每三年一次的定期体检，医生被派往乡村去监督这项工作。在70年代，血吸虫病的检验技术简化了，只要从耳垂上取一滴血就足够了。一旦被确诊患有这种病，病人就必须住院接受杀虫药物治疗。通常一个疗程会持续一到两个星期。在治疗后的半年，还必须对患者进行跟踪复查，其目的是为了确认是否还有这种病的踪迹。如果确实还有，又得开始第二个治疗疗程。在医院治疗期间，病人除了花钱买食物外，一分钱也不用花。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为了鼓励穷人参与治疗，每天呆在医院接受血吸虫病治疗的病人都会得到和地里干活同样多的工分。
为了消除寄生螺，时不时的就会动员大量村民把小溪河流和池塘的水排干，这种运动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填平旧河挖新河，甚至为了使一些河流干涸来彻底消灭寄生螺，一些河流被迫改道。消除寄生螺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寄生螺大量孳生的湿地和水域里喷洒化学药物。例如，1971年，两架飞机在波阳县的上空飞行了46天，在110,000多亩有水区域喷洒了杀虫剂。尽管这些措施对消除寄生螺很有效，但是对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大量的水生动植物也随寄生螺一起消失了。正是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0年，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几乎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都把批评目标瞄准一些享有特权和掌管权力的人，比如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同时去帮助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比如农民和穷人。在血吸虫病事件中，农民们确实从政府的努力中获益匪浅。要大规模对付血吸虫病就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意向、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广泛的人民群众动员。直到1978年，占全村总人口将近六分之一的50个高家村人得到了血吸虫病的治疗。
我自己就被治疗过两次，一次是在县防疫站，一次是在地区防疫站。我的弟弟高常献也治疗过两次。我的一个朋友熊培康医生是中国治疗血吸虫病最著名的专家之一。他替别人做过800多次成功的手术，将感染了的脾脏从血吸虫病人身上摘除。所有这些手术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村民们不可能付得起手术费用。
后毛泽东时期
1992年，我曾去拜访熊医生。熊医生现在已退休在家，他抱怨说，现在的政府为农民做得还不够，每个人关心的只是钱。自1980年以来，县里用来预防和治疗血吸虫病的所有地区防疫站都被拆除了，县防疫站也管理得很差，并且严重缺乏资金。1992年，当我重返我以前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的医院时，几乎看不到病人，这个地方看上去像被遗弃了一样。因为现在不再是免费治疗血吸虫病，只有少数人才能承担得起在医院治疗的费用。因此，血吸虫病的发病率从1979年的5.6%上升到了1985年的13.63%。1996年，高家村有十人患上了血吸虫病。乡里的诊所给他们开了药叫他们自己回家服用，并且每个疗程花费了20多元钱。
因为母亲逝世，1997年初我又去了一趟高家村。当时，那里有一位医生正在为村民们巡回检查血吸虫病。我的弟弟和姐姐都被诊断为患有血吸虫病。我催促他们尽早治疗。然而，他们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们想到县医院再去检查一遍，因为他们不相信当地的医生。他们说，那个医生很有可能是故意把他们诊断为患有血吸虫病，好让他们到他那儿去买药。不管我的姐姐和弟弟是的确患有这种病，还是医生故意错诊，这都意味着要么血吸虫病可能再次肆虐，或者医生确实是出于个人谋利的考虑而有意错诊。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什么好的迹象。
1981年，“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体系被废除。原来大队的三个医生都建立了各自的诊所。同时，村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看病，因为他们每次去看病都要自己付钱，并且不知道看一次病要花多少钱。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这三个医生都变得非常富裕。高时华在80年代又建了一栋房子，这次是用砖头建的，而不是用泥土。不幸的是，他在房子完工后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个遗孀和三个孩子。江医生建了一栋有十个房间的混凝土房子，房子后院有个池塘，前院的大小如同一个汽车停车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江医生是这个地区少数几个拥有摩托车的人。徐医生也建了一栋像城堡的房子，大厨房里还挖了一口井。这口井装有一个电动水泵，只要一按按钮，水就会自动出来。徐医生家是青林地区唯一采用电动水泵抽水的人家，这种方式比用压水机压水方便多了。他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了别人，村民们还不断地把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送给他，作为对他的医疗服务的回报。他曾经吹嘘说，别人给了他太多的西瓜，多得让他的家人只好拿来喂猪。
同时，求菩萨保佑身体健康和求神问药，在这里再次变得流行起来。70年代后期，烧香拜佛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了。而现在，像中国许多的古老传统一样，人们又开始热衷于拜菩萨。离高家村一里远的寺庙重新修复了。1994年，当我去那参观时，有三个奇形怪状的塑像立于供桌上，塑像前面燃烧的香火发出的烟气袅袅上升。寺庙里有两个人，他们负责照看这个寺庙，并靠香客们的捐赠物为生。捐赠物可以是大米、面包、布料和钱。穷苦无助无望的村民节省下钱财，拿去庙里向菩萨还愿，就像我的母亲在60年代以前那样。1995年，我带了两个同事拜访高家村，那个寺庙已被一场大火烧毁了。然而，塑像却没有被烧毁，他们被搁置在外供村民们祭拜。我们参观那个地方时，被要求捐赠20元善款来重新修建那个寺庙。
在这个地区，我还发现有基督徒。对此，我也感到很惊讶。村民改而信奉基督教，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49年以前，这里没有一位记录在案的基督教信仰者，1949年之后到80年代后期，也不可能有人在这个地区传教。在我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现在据说在这个地区将近3,500的人口中，有50多名基督徒，他们大约一个月聚一次;在农闲季节，他们聚得更频繁。他们用汉语唱基督赞歌，并向基督耶稣祈祷。1992年，当我在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邻村汪家村的一所房子里拜访他们时，我看到在圣坛后面的墙上用大笔画书写着的中国汉字“爱”，每一个笔画都是由表示基督教教义的很小的一些汉字组成，包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只喜欢真理”，“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作害羞的事”。圣坛上摆放着两个热水瓶，一个大茶缸，两本中文版的《圣经》，还有一本基督教杂志《天风》，封面上画着圣母玛丽亚、圣婴基督和一群天使。
我在高家村遇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她在高家村出生，但现在住在江家村。我问她是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她回答说，那些人很善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互相帮助。在困难时期，比如生病和欠债的时候，他们会互相帮助，像到地里帮别人干活，互相借钱和其它的东西。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很显然，由于没有政府机构的支持，他们形成了一个合作团体来互相帮助。
结论
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农村医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政府引进的医疗技术，如疫苗接种，大大地降低了高家村儿童的死亡率。卫生教育也帮助高家村人预防了许多以前困扰他们的常见病，政府的各种措施控制了致命的“血吸虫病”瘟疫。在毛泽东时期，医疗改善最显着的特征是，那些最贫困和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优待。然而，80年代以来的改革政策无视那些最没有地位的人。尽管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赤脚医生”体制似乎对高家村人来说还算运作得比较好。现在，这种体制已被抛弃了。缺乏有组织的医疗体系意味着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萨的保佑。一小部分人决定选择信仰基督教，寻求教友之间的相互帮助。
本文节选自《高家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