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好些说高考的文章， 蛮好玩的， 看到一篇历史文章， 也是说那年头高考的， 大家看看侃侃--转载者
曾是名噪全国的福建省高考荣获全国第一，被称为“高考红旗”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如何评价这面红旗，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看法。
毛主席在1960年春节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座谈教育工作时说:听说福建省高考连续两年全国第一，有什么经验呀?向中央写个报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8月的一天，省教育厅长王于畊被厦门八中的“造反派”揪去批判斗争，说“高考红旗”是一面黑旗，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这就成为王于畊的反革命的一条主要罪状。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全省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充分肯定福建解放后17年的教育成就，特别指出福建三年高考第一是一面红旗。
近几年来，又听到另一种说法，说“高考红旗”是“大跃进”的产物，属于“左”的错误，对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不良的影响。（一件事两面说， 因为嘴是上下两张皮，“哲学上是不是就算一分为二”或辩证法呀“？--转载者）
我作为当时的晋江专署教育局长，是“高考红旗”的历史见证人和执行者。回忆发生在教育路线上这件不寻常的事，或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大跃进”时的一面红旗
1958年秋季，全省各地、市委宣传部长、专署教育局长、完全中学校长，齐集在福州西湖饭店参加省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省教育展览馆同时在福州西湖公园开幕。走进展馆，一面醒目的大牌，首先展现在参观者的面前，它列名公布了全省各中学高考的分数和名次。局长、校长们这时的心情是高度紧张的，大家迅速找到了自己所领导的那所学校排名的位置和分数。谁也没有说话，但从每个人的脸上可以清楚看到，成绩好的满面春风，成绩差的抬不起头来。大家默默地抄下了本校和部分友校的分数，以期来年来一次拼搏。教育工作会上，教育厅长王于畊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宣布了今年福建的高考全国第一名，勉励全省的局长、校长们继续努力，保住高考全国第一的这顶桂冠。
这是出现在“大跃进”时的第一颗“卫星”，全省教育界为之振奋。但实事求是地说，它同“大跃进”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高考的成绩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对高中三年学习成绩的总考查，同时还有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基础，而“大跃进”此时只有半年的经历。
总结经验，乘胜前进，再获第一
如何保住全国高考第一，教育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1959年3月，全省专、市教育局长、完中校长在省里开了一个月的会，认真总结经验，提出一套提高教育质量的办法。这时，中宣部对“大跃进”以后，学校出现的一些问题已引起注意，并有明确指示，教育厅抓住几个关键的问题，晋江地区对这些问题也处理得较好。
一、强调尊师重教。这是针对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后教师的精神状态和1958年开展的“教育大革命”出现的诸如学生上讲台、教师台下听的对“教学相长”的片面理解等而提出来的。会上即发了唐代韩愈的《师说》一文，说明“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在教学上应起主导作用的道理。突出教师的地位、作用，做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就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当时，我挂了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我们宣传部办了几件好事:(1)树立泉州六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对教学工作起了促进作用的典型，并把该校从一般完中升为重点完中；(2)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出去的，有真才实学的100名教师收回来（文革时是饶不了他们啊-转载者）。但在“左”的影响下还给他们留个尾巴，即“不给教师称号”，发给生活费。即使这样，我们也是冒了风险的。“文革”一来，我们就成为“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了，这是后话；(3)1959年的“反右倾”，下面很想拿知识分子开刀，我们顶住了，坚持运动只限党内行政，不准在教师中进行（胆儿够肥的-转载者）。
二、保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大跃进”期间，各地都可以随便全学校停课，参加校外劳动，为消灭四害、打扫卫生、积肥、炼钢铁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无法完成，影响教育质量，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再次把它顶住了:小学停课报经县委、初中停课报经地委、完中停课报经省委批准，不打折扣，坚决执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恢复了。
三、认真抓好教学。根据省教育工作会议的经验总结，我们强调抓好“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求教师从备课到课堂教学、批改作业，从每一堂课到每个单位、每个年段都要过关的“一条龙”教学，对学生知识经考查后及时补漏、补缺，直至个别加工。这是一整套互相衔接的过硬功夫，不论对老师、对学生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是从学习大庆油田“高标准，严要求”的经验受到启发的，也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穿越啦， 59年还没开展学大庆呢-转载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9年的高考，福建再获全国第一。
毛主席关心福建的高考
1960年春节，毛主席同中宣部、教育部领导座谈教育工作时，作了很重要的指示，他主张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他还批评教学不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的错误做法，指出这是不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就在这个会上，他问起福建连续两年高考第一的事，要总结经验，向中央报告。（好像有点表错情了？ 毛主席关心的应该是取消考试， 您几个倒好， 献上的是如何考好？-转载者）
毛主席对福建高考的指示，很快传到省里，教育厅受到很大鼓舞，农历的正月初三日，教育厅连夜召开各省、市教育局长的电话会，传达毛主席对福建高考的指示。并要求立即向全体师生传达，动员大家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向毛主席汇报。各专、市教育局长在电话会上谈了自己的打算，厅长一个个进行鼓励。于是，保“高考红旗”就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了。
省教育厅对晋江地区寄予很大希望，原因是晋江地区10个县、市(包括莆田、仙游、大田)应届高中毕业生3600多人，是全省四分之一以上，对全省保红旗是举足轻重的。但我们的情况同福州、厦门不同，城市的学校师资、设备、学生的基础都较好，而晋江地区相当部分中学生在小城镇，学生来自农村，基础差，前两年的高考成绩都不理想。全省第四位，在厦门、漳州之后。怎么办呢?我同中学视导教研组的同志反复商量，对学校的情况作冷静的分析:在完全中学中，成绩好的占三分之一，而百分八十的高中毕业生集中在十几所规模较大的学校，抓好这批学校对全区成绩是起决定作用的，以这些大校去带动分散的、规模小的学校，取得大面积丰收是可能的。我们采取几条措施:
一、直接抓大校。我同副局长、视导组长林书铭、黄乐德和教育干校几个教学人员，一同深入到教学的第一线。从平原到山区巡回检查。一到学校，听校领导汇报、下教室听课、抽查作业，阅试卷、同师生座谈，就象医生诊病一样，问题找到了，就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这种做法很受校领导和老师的欢迎。
二、抓主科、作教学解剖。我们把泉州附近县的几所大校主科的科任老师分别请来专署教育局的礼堂，由下去听课、检查回来的教研组人员，将他们研究、归纳出来带有普通性的关键问题当场分析，讲解，两小时的会，当天来回，等于小培训、现买现卖，效果很好。
三、统一检查质量。由我们局里出考卷，从试卷中找出学生的薄弱环节，没有掌握好的问题，然后采取措施，及时补救。
从教到学，这样层层把关，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基本有了保证。
在以优异成绩向毛主席汇报的号召下，教师以自己的工作为光荣任务，有的教师因努力工作病倒了。莆田一中有的退休教师每天晚上来校辅导。学生勤奋读书，想尽一切办法，把书读得滚瓜烂熟，有的学校非毕业班的学生主动帮毕业班的学生洗衣服，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读书。虽然那时生活还有困难，物资供应不上，学校还是尽量设法把伙食办得好些，做好后勤工作。
7月7日，这是全国高考统一的时间，考场如战场，校长、教师、考生心情格外紧张。泉州是个大考区，附近的学校都集中到泉州。许多学校考前还在临阵磨刀，考生们头昏脑胀。为了解除考生的紧张心理状态，我们决定在考试的前一天(7月6日)上午，将泉州考区近2000名的考生集中在泉州影剧院开个动员会，由我作了一小时的讲话，一是鼓励，二是缓和一下紧张空气。我肯定考生的努力，说明考试应注意哪些事。我说考试没有什么可怕，监考都是你们的老师，主考是你们的校长，我是总主考，都是自家人嘛，不用紧张，说得考生们都笑起来，气氛为之一松。会后看电影，好好休息，今晚睡好觉，明天从容作答。这一小时会，大大缓解了紧张思想，对考试多少起点作用。
三天的高考顺利结束了，大家以另一种紧张的心情静候消息。
连续三年第一后的反思
1960年，新的学年又开始了，9月，我出席省教育工作会议。这会给我们送来了捷报:福建省连续三年高考全国第一，向毛主席交了一分圆满的答卷。晋江专区各科平均成绩是84点几，差第一名的福州市0.5分，居全省第二名。教育厅许多同志都来祝贺，他们知道，晋江专区拿到第二名，要比福州的第一名花上几倍的努力，我们没有拖全省的后腿，而为全省争得荣誉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透露，省委宣传部、教育厅决定向毛主席写报告，要我参加，带上《毛选》四卷，到省里学习，总结经验。我尚未得到正式通知，就奉地委之命，下放永春县城关公社工作了。以后，我也不过问此事。
对“高考红旗”如何评价，我认为我们是花了精力的，没有弄虚作假，“产品”是合格的。同许多事情一样，成绩也往往带有它的负面。读书、求知识、做学问，是靠日积月累的，将高考作为一个“战役”来打，似乎有点荒谬。考前的努力是必需的，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为了夺红旗，公布分数、排名次，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种风气，经几年发展，于今尤烈，择校生、高价生、校中校，这是“应试教育”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
二、靠突击出来的高考成绩不巩固，据一些高校反映，我省的学生，一、二年时还可以，三年起就有点跟不上。学习不灵活，同我们死读书是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