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14年4月30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C4版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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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筹备多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在香港开馆，把民众的记忆拉回到25年前那个风雷激荡的天安门广场。
25年前的那一天，中国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将北京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在台湾发生的“太阳花”学运。同为反抗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两厢对读，既有可比性、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令人不胜唏嘘，无限感慨。
“六四”与“太阳花”学运在种族、宗教、社会环境等因素具有强烈的可比性。
大陆与台湾同属华人社会，华人自古就有反抗暴政的传统。古代中国的一次次农民起义，推动了封建朝代的不断更替。
近代的武昌首义、抗日战争，乃至台湾的“二二八”运动，美丽岛事件等等，无不体现华人不平则鸣的反抗叙事传统。战斗性、革命性、左翼性、批判性与揭露性，成为“六四”与“太阳花”学运的共同特性。
此外，无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还是当下的台湾，都是世俗社会，国民普遍没有彼岸意识和宗教情怀，只争取活在当下，只为生活而斗争。对于坏人坏事，不相信上帝会惩罚他们，仅认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社会环境方面，新中国经过30多年的封闭，终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走向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六四”
学运无从谈起。没有蒋经国的“解严”，台湾反对运动的成长、公民社会的形成、“太阳花”的盛开也不可想象。
学生非暴力抗争
相似性方面，“六四”与“太阳花”学运的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手段如出一辙。反抗叙事的主体相似。“六四”与“太阳花”运动的反抗叙事主体都是学生，虽然也有社会公众厕身其间，实与有力，但并不模糊学生参与的主体性。反抗叙事的内容相似，“六四”与“太阳花”
学运指向明确，斗争目标集中，反抗的都是现实的不公不义，而并非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六四”学运主要诉求是“反‘官倒’”，“太阳花”学运主要诉求是“反‘服贸’”。反抗叙事的手段相似。
“六四”与“太阳花”学运均是以和平请愿，占场抗议为斗争策略。“六四”学运占据的是天安门广场，“太阳花”学运占据的是立法院议场。这些非暴力抗争的策略应该说都发挥了年轻人的聪明才智，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反思民主化路径
政治改革的差异性导致“六四”与“太阳花”学运的结果截然不同，无法同日而语。台湾的“经济起飞”，使中产阶级迅速壮大，推动了新兴的党外势力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崛起，政治改革成为现实，这为今日的“太阳花”学运光荣落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反观25年前的大陆，虽然起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但政治改革纹丝未动。结果可想而知，“六四”学运以惨败告终，学生在坦克、机关枪“护送”
下被迫撤离天安门广场，事后遭遇大规模通缉，至今无法恢复清誉，流亡海外的学运人士有家难回。而“太阳花”学运，参与的学生并没有遭遇“秋后算账”。
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行完全彻底的社会控制，没有哪一个成功的社会革命，能够轻而易举。
“六四”与“太阳花”学运这两大反抗叙事的比较阅读，应该能让后人既学到社会运动在技术层面上的教训与经验，也能反思民主化的路径，顺应民主潮流，推动社会进步。这应该也是香港“六四纪念馆”设立的题中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