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15年5月17日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国内唯一一家有全国刊号的打工文学周刊的说！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05/17/content_3226291.htm
走过而立之年的打工文学，在主题挖掘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从“攻打”，诉苦，面对城市的漂泊感、异化感等传统的主题凝结中一路走来，新发表的一些打工文学作品，明显地倾向于多元主题的尝试，这符合新一代打工者的成长体验。本文以深圳市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近期刊登的部分作品为研究样本，描述性统计出适应性（Adaptability）、成就感（Achievement）、责任心（Accountability）三个主题类型（简称“3A主题”），阐释如下，就教于方家。
打工文学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环境中的适应性。所谓适应性，主要是指人与环境表现相适合的现象。老一辈打工者从农村或者欠发达地区，来到大都会打工，不适应现象时有发生，负面应激性在文学作品中也常有反映，包括生活、做工和人际交往的不适应，这多半与主人公接受的教育不足、城市发展的急躁冒进有关。新一代打工者来到大城市，在顺应、适合、通融、可改造等适应性方面，明显优于过往的打工者，这同样与他们接受的教育（不仅是学历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日臻和谐密切相关。在新近的打工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对城市的认同、在城市的适应度、与外界的关系及学习能力等各种适应情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为文学走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
安小橙的小说《梦依然在》（见《打工文学》周刊2015年1月18日）的主人公阿霞，体现了这种适应性。阿霞在深圳某个筒子楼里开了家“发型工作室”，其实就是以前打工文学中常见的“发廊妹”。“她是河南人，来深圳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也另娶，她再也不觉得内地的那个小镇是她的家乡，反而是深圳给了她温暖踏实的感觉”。一个外来妹，能够感受到深圳的温暖踏实，并且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深圳的天气、粤式美食、美容健身到外贸小店”，再到“南岸城的店铺，嘱咐我有空一定要去看看，那面的店铺价格便宜”，看得出城市的包容、年轻人对大都会的主动介入与亲近。适应性中的生活适应性与互动适应性，都体现在新一代打工者身上，藉由故事情节的不断展开，这种适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作品中的“我”也改变了对阿霞的省籍、身份与职业歧视，“从这以后，我开始了和阿霞频繁的交往”，“此时，我和阿霞已经无话不谈”。当“我”遇到麻烦时，马上想到请阿霞帮忙。而阿霞恋爱失败后，作者也没有像以前的打工文学那样，把阿霞安排成堕落地做“二奶三陪”，尽管阿霞的恩客有老板与警察，那样的叙事策略也有可看性，或许更刺激，只不过会落入旧主题的俗套。作者否决了“传统”，塑造了新人。“现在这样也挺好，找不到就单着喽。”她自我解嘲，这样的适应性书写，体现了新一代打工者以及他们的文学正在不断成长与成熟。作者最后情不自禁地写道：“在这个善良乐观的女孩子心里，爱情是会发光的。漂着，单着，也许一辈子，但是梦依然在。”回应了主题，把一个与自我、与外界都不断适应的“新兴打工女、梦想携带者”的形象，留在了当代文学画廊中。
适应性（Adaptability）主题的作品还包括晚成的《打工，或者密码箱》（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0月19日）、席笛海的《窗台上诗意的生命》（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0月26日）、王成友的《深圳人物五则》（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1月23日）等，这些作品所深化的主题或者塑造的人物形象，都与生命的适应性紧密相关。作者对主人公与时代相互适应的个人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的提炼与表述，丰富了打工文学的内涵。
打工文学重写了打工者在新天地里的成就感。所谓成就感，就是愿望与现实达到平衡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也指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早期的打工文学作品，相当多地执着于讲述苦难，控诉不公，他们的主人公来到城市，大部分成了被损伤被侮辱者，鲜有愉快成功的感觉，这一度使打工文学沦为“诉苦文学”。“被攻打”的主题与叙事套路虽然反映了当时的打工现实，但并不代表打工文学的全部。另一方面，安子等打工作家讲述的成功者的故事，所营造的“谁升起、谁就是太阳”的意象，往往又被认为是神话。其实，打工并非没有成就感，只是作者来不及体验或者表述，或者说，打工者的成就感本来就有不同的内涵，打工文学一度顾此失彼而已。
冷秋语的小说《卖凉皮的老王》（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1月9日）把小人物打工生涯的成就感娓娓道来，让人耳目一新。小说一开始就把主人公的“骄傲”情绪表露出来，“在西乡某工业区的门口”卖凉皮的老王“自是很骄傲。他总用一口带着陕西腔的普通话说：‘我这凉皮不是吹咧！你吃了以后保准还会再来’”。但是他命苦，三十几岁就没了妻（妻病故），儿子已拉扯大了，自己也想找个老伴。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爱情故事总是吸引人，以前的打工爱情故事，或者被有钱人横刀夺爱，或者为了钱而做“三陪二奶”，那样的现实与作品，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再这样写下去，作者也毫无“成就感”。《卖凉皮的老王》通过老王与王红、卖土豆花的女人邱小红、李静文的恋爱故事，塑造了打工者“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无奈。最后，老王帮了病重的张洁，并在“吃醋女”邱小红的帮助下，打跑了张洁的前夫，“张洁走过去拉起他的手：‘我不仅愿意跟你一起吃卖剩的凉皮，我还愿意陪你一起卖凉皮。’老王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他紧紧地抱着张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故事就这么结束，虽然“大团圆”的结局、好人有好报的伦理，都有点老套，但是，打工者的“成就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让“老王”飙泪，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朴素的爱情之美。
成就感（Achievement）主题作品还包括唐献明的《赢得人尊敬的阿明》（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0月12日）、邱华乐的《笑到最后的坚守》（见《打工文学》周刊2015年1月11日）等。前者讲述在“龙岗区南约社区联合工业区一家美资公司做早点厨工”的阿明，坚持原则，不畏刁难，忠于职守，最后获得大家尊重的故事，凸显了小人物的正直与荣耀。后者近乎纪实，“深航幸福花园福永街道塘尾村工地”工人年终“讨薪”，“终于在经历了种种不顺后把这个工地的活干完了，顺利拿到工程款，还另有补贴”，而“我洗了澡没有马上去吃饭，而是在一僻静处带上纸和笔打电话订火车票，经过长时间试拨，终于成功”地为自己和工友买到了回家过年的火车票。这些作品所营造的意象、讲述的故事，都是底层打工者在不断努力后，愿望与现实达到某种平衡，从而找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这样的感觉真实可信，没有一夜暴富，没有飞黄腾达，没有免费午餐，都是凡人小事。特区的成长、国族的兴旺离不开这些有成就感的凡人小事。打工文学藉由它的忠实记录，成就了打工者也成就了它自己。
打工文学坚守责任伦理，倡导富有责任心（Accountability）的价值观。这个判断在近来的打工文学作品中得到验证。所谓责任伦理，就是在日常行为（包括履行职责）中应该遵循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的总和。爱默生说：“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在所有价值中它处于最高的位置。”科尔顿说：“人生中只有一种追求，一种至高无上的追求——就是对责任的追求。”打工者富有责任心的价值观在文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的状况，现在有所改变。
打工者在适应了城市生活，初尝成就带来的喜悦后，会忘记淳朴的初心，迷失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中而成为“垮掉的一代”吗？早期的打工文学有过肯定
的描述，这也予社会学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口实，使得更多视打工族为“他者”的管制措施层出不穷。随着时代的进步，打工者的责任心得以日益彰显，这也有打工文学的一份功劳。张前的小说《我们都是她儿子》（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0月12日）讲述了“黑家政”刘桂兰，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我们都是她儿子”的故事。原来，“刘大妈的儿子原来也在我们工地上，大家在一起都是很好的兄弟。但是，半年前，就在我们作业的这幢楼打地基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挖到了一些生锈的铁疙瘩。就在大家围在一起好奇地研究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其中的一个铁疙瘩冒出一股青烟儿。忽然间，大家意识到这是一枚炸弹，但是，当时，所有的人都逃离开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趴在最前面的张军一下子扑倒在那枚炸弹上。结果可想而知，几秒钟后，张军被炸得血肉模糊。而那张军，就是刘大妈的儿子。”“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看着刘大妈哭天抢地的样子，我们都暗暗下决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刘大妈的儿子！”最后，作品主角“曼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她一下子扑到大妈的怀里，哽咽着说：‘大妈，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女儿！’”这样的故事可能是“孤本”，这份责任心却应该是“常例”，作品通过先抑后扬的写作手法，通过故事情节的不断展开，把形象的刻画、感情的流露、责任心的彰显做得可圈可点。
责任心（Accountability）主题的作品还有唐兴林的《怀念一个叫艾小莫的女孩》（见《打工文学》周刊2014年12月7日）、梁海洋的《后会无期》（见《打工文学》周刊2015年1月11日）等。前者说的是打工仔嘉华邂逅看不出患有晚期癌症的海归硕士艾小莫，两人交好。艾小莫病故后留给嘉华五十三万元，遗嘱他“帮我出版一本诗集”并“在一个社区里开一个温馨的书店”，嘉华在责任伦理的驱使下不负众望。后者讲述两个年轻人，“在深圳正常地相遇，正常地恋爱。但当其中一个人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只有分手”，而这分手完全是为了履行各自的责任。
这样的文学作品，传递的是正能量，塑造的是正面形象，就算有点高大上，也是打工时代应有的“责任状”。新一代打工者，所产生的正向行为与认知，他们的上进心、事业心和责任感，正刷新着底层叙事的人物谱系，为打工文学进一步升华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