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桥流水人家（三）
1. 评工分
农村人是挣工分的。劳动一天为一工。工分即为一工所能挣到的分值。强劳力可得十分，其余按能力递减。工分并不是钱，值多少要看生产队的年收入。我下放那队算是中等，差不多８角钱一工。我当时评为４分，所以劳动一天大约挣３毛２。工分不能马上换成现金。只有在一年一次的年终结算时，才有可能转化为钱，俗称“分红”。平时必要的生活品，粮食柴火等等由生产队分发。年终结算，将每家的工分换算成人民币，减去一年中这家从队里所分到的实物折算的金钱，就是该家的分红。那时我们村有三个“插青”，插队知青。一个是女的，常年住在城里，但粮食，食油等还是要从生产队里拿，每年分红的时候她也参加，交钱。另外两个是小伙子，比我大几岁，算是强劳力，工分值仅次于最高的一级。他们没有家庭负担，一般可以分到将近100元。村里有几户“好人家”，劳力多，负担小，可以分到几百元。在另一端的就是“透支”户，劳力少负担重，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倒贴。不过透支户在分红会上也会分到一块钱，以示吉利，当然还有一纸欠款单。队里还有几位孤寡老人，是“五保户”。他们力所能及地干一点活，生产队负责他们的基本生活。
我家四口人，哥哥送出去学手艺了，剩下的都是弱劳力。考挣工分的话是养不活自己的。但是我父亲带薪下放，每月一百多的工资在那时那地高得让老乡们羡慕不已，弄得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农村里阶级斗争的气氛很淡。贫下中农好象并不太在乎你是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我父亲是带薪下放，没有和老乡们抢饭吃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村子里没有一个亲友，当地老乡对我们还是非常热情。我父亲那时能干的主要活计是“开船”。所谓开船就是开着队里的农船出去做一些运输的活计，有时出远，比如去上海拉肥料什么的，一次要十天半月甚至更久。这本来是需要有体力有技术的最高等劳力才能胜任的活，但老乡特别喜欢拉上我父亲一起去。有的时候是借助我父亲的老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我父亲一路上会掏钱给大家改善伙食。我母亲那时还背着“阶级敌人”的身份。她文革前在卫生系统工作多年，对村里的医疗卫生特别关心。我记得大队的赤脚医生通过我家的关系搞一点当时紧缺的药品。有时老乡有疑难病症当地医院处理不了，我母亲会陪他们进城求医。有一次一位老乡得了急病当地医院治疗无效请他们回家，眼看没救了。我母亲陪他们连夜进城，虽然是“阶级敌人”,但还是有一点老关系，开后门进了城里最好的医院，终于救回一命。
2. 宣传队
我们是真的下决心扎根农村了。造了房子就是准备在农村娶媳妇用的。我们那一带的风俗，男方要有房子和床，女方负责其它的家具。考虑到在田地里讨生活的艰难，老爹把我哥哥送出去学手艺—修钟表。而我则和村里大部分的青少年们一样，平时上学，农忙下地干活。农村中学的作息时间是配合农活季节定的，如果是夏天日长，早晨可以出完早工再上学，放学回家还可以下地干一晌。一晌就是四分之一工的意思，按我们生产队的水平一工在年终大约可以分到八毛钱，但我不是整劳力，一工只值四分（4/10），所以我干一晌可以挣八分钱。这些细节我现在还记得，只因那时参加了太多的评工分会缘故。我家有老爹带薪，所以不会去争多争少，但对村里的乡亲们来说，工分是一家大小生活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一次评工会下来，哭的笑的吵的闹的什么都有。
虽说我有时候也下地干活，但时候我的主要任务是上学。一年之中只是在假期回生产队。忙假和暑假，一定是下地干活的；寒假地里没活干，主要活动是参加宣传队，全名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是属于生产大队的，从各个小队（村）抽调有文化能说会唱青年组成。我和同村的其他两个知青都是宣传队员。这也是一个有点令人眼红的身份，因为雨天和农闲也有可能挣到工分。那时候文艺活动很贫乏，大喇叭里反复唱的就是样板戏，还有一些革命歌曲。宣传队的任务之一就是教唱革命歌曲。各级头头们时不时地会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去各生产队教唱某首歌曲。有的时候指示比较详细，还有材料；有的时候就一句话。不过一句话也要执行，这时候就要自己找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资源丰富，找不到需要的材料，急死人。有时候就只能自己动手，在大喇叭唱歌时把词曲记录下来。要知道那时没有录音机，也不一定知道大喇叭里什么时候要唱什么歌了。有时候走在半路上听到大喇叭唱歌了，马上集中精神跟着它唱，一路不敢停；直到找到纸笔，把歌词歌谱记下来。所以宣传队队员们都练就了一套过硬的听写功夫。那时候记忆力也真好，我能从头到尾连说带唱把那几个早期的样板戏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3. 谁家姑娘手最巧
“站在山边侧耳听，谁家少女手最巧”，这是流传在我们村的一个谜语。谜底就是我们村的一位媳妇Q。那时候她刚嫁过来，很能干也比较爱打扮。我来美后很久才明白女士穿衣服是不能撞车的，但似乎Q那时就有潜在的意识要穿得与众不同，开会时大姑娘小媳妇扎堆，大家穿的大体相仿，就她总有点别出心栽。在那个年代是要有点勇气的。Q的夫婿D很能干，当是当地社队企业的采购员，他家和我家很接近，他的母亲就是上文提到的患急病，由我母亲帮助进城治好的。D后来改革开放后大发了，九十年代初我回家，那时候他已经全家进城了，拿着个头很大的手机（大哥大？）指挥在香港的手下炒股。不过应了那句“男人有钱就变坏”的老话，他后来公开包二奶，Q对他无可奈何。
扯远了。姑娘手有多巧，在我家乡(那时)是很在乎的。人说江南姑娘手儿巧，这巧手姑娘可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人捧的。巧手姑娘有客观标准，就是：你值几厘一根线？这线，就是绣花线。我们那一带花边，刺绣很出名。但绣花可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活。有女初长成，就要开始学绣花。学得有点模样了，就可以去镇上花边社考试。考试通过，取得一个折子。凭这折子就可以去花边社领一块花边和无数根绣花线，通常每一绣根线值几厘钱，整个工程要做几个星期至几个月。交活时要经过严格检查，有时会退回重做。每次检验员都会在折子上写评语，盖章。绣得好的，可以领到难度大的活，每根线的价值也随之增加。最多可达一分以上。绣花是农村姑娘主要副业。每次开会，或农闲季节，总可以看到大姑娘小媳妇扎堆绣花。也免不了交流经验，或互相评论。手儿巧的，渐渐就名声在外，常常成为小伙子们爱慕的对象。
4. 做双新鞋给情郎
除了绣花，在当地姑娘中流行的十八般武艺还包括纺纱，织布，染布，织毛衣，做鞋等等。其中做鞋算是大工程。那时候做鞋包括衲鞋底，所谓千层底，一层层布叠起来再用线扎紧。衲鞋底紧线时很伤手，所以衲鞋底时手上总要包一块手绢，这样在紧线时才不会勒破手。做鞋不仅伤手，而且耗时，做一双鞋的时间几百根花边线都出去了。所以姑娘们轻易不给外人做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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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穿过两位姐姐给做的鞋。从此落下了爱穿布鞋的毛病。到现在我办公室还备有布鞋，有时没什么活动，就穿布鞋了。这倒不是有什么情况，而是知道我家没人会做鞋，就这两位姐姐也真成了姐姐，我妈认了她们为干女儿。前几天给家里打电话，之中一位正在我家，因为保姆生病回家了，干女儿就来照顾我妈。我妈还直夸三位（后来又添了一位）干女儿好，常来看望她。我也很感动。子女不在身边，亲情很难填补。难得她们常去看望我母亲，在此我向她们鞠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