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烤烟房
干校初期劳动，延续劳改农场的作息制度，每十天放一天假。赶上农忙，天气好抢农活，就不放假。这天，天气少有的阳光灿烂，大家已经连轴转了29天，抓家台终于决定，放一天假。女的“五七”战士纷纷到水龙头跟前排队，洗洗涮涮；男“五七”战士则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步行去后面小村子宜兴街，或是王场，打牙祭改善伙食。当地老百姓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形容“五七”战士：“穿的破，吃的好，光着脊梁戴手表。”
广华寺学校打架的问题，很快传回了干校。这天放假了，我们正准备去王场走走。
“杨老师在？”耿老师笑着来了，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规格不一，大小不同的纸，我瞄了一眼，题目都是“检讨”。耿老师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开山弟子，毕业留校当教员；父亲1953年从人民大学调来，给这个班上过中共党史课。耿老师找出二哥的检讨，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原来头天夜里临睡觉，海海和二哥吵架，挨了二哥的打。可是事态后来发展了，成了宿舍里的一场闹剧。几个小孩子，从后面给海海坐飞机，在宿舍里游街。大家玩得正癫，耿老师从外边回来了，马上召集大家开会，会议纪要浓缩成二哥字迹工整的一页检讨。念完二哥的检讨，耿老师开始了他的批判发言，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讲述过程，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当他批判地说，给食堂工人师傅的儿子坐飞机，是阶级报复，父亲勃然大怒，愤然起身，扭头要扑向二哥，家法伺候！我始终坚信，二哥绝对没有读过圣人“小杖受，大杖走”的论语，但是他当时的反应，绝对是按照圣人语录去做的，他跑了！批判会无法继续，耿老师脸上恢复了咪咪笑容，“杨老师，我忙去了。”他捏住那一沓子的检讨，找别的家长去了。
学校早上八点五十上课，我们走读，七点半吃了早饭得赶紧出发，否则会迟到。那天排队吃早饭，小刘叔叔叫我，“小五，吃了早饭跟我走。”小刘叔叔名字叫刘德华，是艺术系的舞蹈老师，上海人，和我同住一个筒仓。他会开车，来了干校就开拖拉机。干校有两台“东方红”履带拖拉机，擅长在泥泞的地里耕作；另有一台“铁牛”胶轮拖拉机，既可以下地，挂上拖斗也可以拉货。那天，小刘叔叔要开“铁牛”去广华寺拉货。挂拖斗，加完油，还要加热水，磨磨蹭蹭。快八点半了，我急了，问小刘叔叔，“真的假的？都这么晚了，你骗我吧？”小刘叔叔笑笑，“我从来不骗人”。终于出发了，胶轮后面卷起的烂泥飞到了拖斗上，我坐在小刘叔叔旁边的大胶轮挡泥板上，拉风！才10几分钟，到了，我没迟到。
走读，下雨天根本没法走，大家就索性不读了，旷课的学生越来越多。随着走读生越来越多，住宿生几乎没有了，耿老师被调回抓家台干校，下大田劳动去了。很快，抓家台做出英明决定：小学生全部回干校上课，抽调预科的老师教孩子们，地点选在烤烟房。我们不再步行去广华寺上学了。
我们三年级这个班，包括了应该1966年和1967年入学的两个年级的孩子，在一个班上课，岁数差距最多有两岁，人数特别多。班里上课乱，小祥挑头调皮，四六不认地犯浑；大强是军师，老师来教训人，一个不小心就被他抓了小辫子，反而要对我们全班同学作自我批评。班主任裴老师无奈，只得答应复课闹革命的先决条件与具体措施：念小说。后来的班主任是车老师，男的。他下课能讲水浒的人物故事，上课黑板上写的白粉笔字，是标准的仿宋体！大家在语文课课堂上，安静下来了。毕竟，孩子们还是佩服手上有功夫肚里有故事的人。
班里人多，只得找个相对大一些的教室。烤烟房呈工字型，我们是工字北边的那一横，教室大门朝北，正对干校的猪圈，猪圈后面是牛棚。东边是机耕队的车棚，路边有个厕所；西边斜对过，就是抓家台。教室里的木头课桌和椅子是新做的，长长的连在一起，可以做四个人。我个子矮，从来都是坐第一排。湖北冬春时节, 课间10分钟，女生喜欢到教室后面的场地跳皮筋，那里有少见的湖北太阳，可以晒一晒。男生有时候也到那里, 欺负女生，犯浑调皮。
那天上课，传来猪叫，我们知道，又要杀猪了。一节课45分钟，猪叫不停。下课了，我们跑去看热闹。猪浑身是血，跌跌撞撞地前边跑，几个人在后面追。小王师傅拎着个18磅大锤，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原来他今天失手了，捅了一刀，一松手，猪跑了。有人小声嘀咕，血没放干净，肉不好吃。记得我还是吃了，没发觉有什么不同。
烤烟房有两个特别房间，我们白天上课时，那里静悄悄。那是专门给“5.16” 分子办学习班，实施隔离审查的地方。
郑二叔在北京的时候，是通天群众组织的头头，到干校初期和我住一个筒仓。郑叔是历史系的年轻教师，父亲的同事，在宿舍里喜欢逗着我聊哲学问题，开我心智。时不时，会有大姐姐来看郑叔，每当她们一个一个地陆续来，郑叔会红着脸羞涩地搓着手，一口福建普通话，说是：“女朋友”。好像其中一个说是“未婚妻”，两人肩并肩地走上河堤，在树阴下漫步，低声细语。开始，有阿姨劝郑叔，别挑花眼，选定一个就结婚吧；后来，有叔叔幽幽地说，那些姑娘是“联络员”。不久，军宣队宣布，对郑叔实行隔离审查，他被关进了烤烟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突然一天大家窃窃私语地传言，很快就被证实，他逃跑了！原来他用吃饭的铁勺子，耐心地一点点刮开砖头，碗口大的通风口被掏开了个半尺的洞，郑叔瘦小的身子从那里钻出去了。过了几天，他被抓了回来。在烤烟房前的平地上，开起了批斗会。大家踊跃发言，内容大概都是，因为他对抗运动，要砸烂他的狗头，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人喊起了口号，给他坐飞机的人把他的胳膊架得更高，有人冲上去对他拳打脚踢，场面开始混乱。突然一个穿学生蓝的15，16岁青年冲了上去，也对他拳脚相向。专案组的人马上挺身挡住了他，把这个青年摁在地上，把郑叔押进了烤烟房。我们一看，认识；他是科学院干校的子弟，外号“大包子”，来找我们玩儿，遇到这个场面，来打太平拳。排除了杀人灭口的嫌疑，很快就把他放了。烤烟房里的岁月，度日如年,郑叔回到北京后，写了许多学术论文，不时拿来请父亲“斧正”。见到我，还是柔弱无骨地用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叫我“小五”。看着他瘦弱的身体，我弱弱地问候他的太太和孩子，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已毫无印象，脑子里总是用四个字在感慨他的人生：劫后余生！
烤烟房的另一间小黑屋，关进了王七叔。王七叔在北京的时候，是接地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七叔身体敦实，一副农民的结实身板儿，鹰勾鼻子红脸膛。七叔的太太刘氏，是他老家的农村妇女，带着两个还没有上小学的女儿，一起跟着七叔来到了干校。他们一家四口，开始就住在烤烟房的一间小屋子里。七叔是突然被宣布定为“5.16”分子的，马上就从会场关进了学习班，隔离审查。夜深人静时分，学习班里的热闹动静，住在烤烟房的三母女，一定听得清清楚楚。刚开始的几天，烈日炎炎，大家看到他身扛几十斤重的农药喷粉机，由专案组人员押解着下大田，喷洒棉铃虫农药。后来，突然听说他喝农药企图自杀，未遂；再后来，真传来了他的死讯。
王七叔自杀了，干校的结论是对抗运动，畏罪自杀。没两天，有小学的女生发现，靠近烤烟房的车棚路边女厕所，有人撕了毛主席语录，用那纸擦屁股。新动向反映到抓家台，革委会立即作出决定，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立即遣送回原籍。临出发前，车老师组织我们班的同学，在烤烟房前的空地上，给三母女开了个批判会。刘氏一左一右，搂着两个女儿，低头站在我们队列前。我们一帮子红小兵，都以毛主席的诗词开头，火力十足地发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贴大字报，要求给七叔平反，恢复名誉，妥善处理他的身后事。具体怎么安排的，不是很清楚。算一算，王七叔的两个女儿，现在也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