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
同学们都累了，今天的芭蕾训练就到这里了，她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对学生们说。还有十五分钟下课，我来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好，孩子们都高兴地围拢到她身边来。
都坐下，都坐下。她坐在地板上，示意孩子们围着她坐成一个半圆。今天我教同学们唱一首日本民谣《红蜻蜓》，词和曲都很简单，我先给大家唱一遍，然后再教同学们唱。如果家长来了，同学们可以随时离开。
孩子们睁大童稚的眼睛看着她，有的用手背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一边等待着她带着她们唱歌。这首《红蜻蜓》，是她有一次听大维用小提琴拉过，当时就被简单而优美的旋律和歌词吸引住了，后来找大维要了曲谱来，慢慢自己学会唱的。她把用皮筋扎在脑后的头发解开，让头发散开垂下来。她两手交叉放在小腹前，清了一下喉咙，让孩子们安静一下，用一种平淡的嗓音开始唱了起来：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
提起小篮来到山上，桑树绿如荫，
采到桑果放进小篮，难道是梦影？
十五岁的小姐姐，嫁到远方,
别了故乡久久不能回，音信也渺茫。。。
唱着这首《红蜻蜓》，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她心里闪过了自己的家乡，闪过了养父，闪过了靳凡，闪过了秦老师，闪过了中芭里的姐妹们。自从跟着徐泽宁来到西安，已经三年半了，除了过节假日和给徐泽宁父母过生日，几乎都没有再回北京过。她想念故乡，想念故乡的一切熟悉的东西，想念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正在楼道里走过的大维，听见她的教室里传出来的歌声，不禁停下脚步。还没有到下课时间，几个家长在教室外隔着窗户看着里面。他站在家长后面，探头从玻璃窗向里看去，看见她坐在地上，两只手打着节拍，在教孩子们唱歌。几个孩子围坐在她身边，正在张着嘴学唱《红蜻蜓》。孩子们的童稚的声音和她的清脆的声音一起从玻璃窗里穿出来：
。。。晚霞中的红蜻蜓呀，你在那里哟，
停歇在那竹竿尖上，是那红蜻蜓。
孩子们的神态是这样天真，她的面容是这样美丽，就像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在带着自己的几个孩子唱歌。她的歌声带着乡愁，带着忧伤，又带着一种甜蜜和天然的感染力。几个家长像是被歌声吸引住了一样，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屏住呼吸看着屋里，听着这美丽的歌声。
眼前的温馨的情景让从五岁时起一直是孤儿的大维心里一暖。自从认识她以来，他一直喜欢她，知道她是一个美丽温柔心地善良的女子。看见她对孩子们这么耐心，他的心里突然一动。从小他一直渴望有个温暖的家庭，有个做好饭后喊着他的名字叫他去吃饭的母亲，有个扶着自行车的后座带他练车的父亲。他不知道将来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没有父亲，不知道父亲该怎么带孩子。他喜欢她，甚至觉得自己悄悄爱上了她。但是他知道，除了爷爷留给他的住房之外，他一无所有，陪不上她，何况她已经嫁人了，还是官高权重的徐省长。他想起了徐志摩说过的一句话：“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他仿佛看见一只孤零零的红蜻蜓，在通红的晚霞中飞过水面，伫立在岸边的一棵苇草上，远远地看着美丽的夕阳，身上披着夕阳射过来的温暖的光泽。
歌声停了，孩子们高兴地鼓起掌来。几个家长推开门，走了进去。大维看见她的目光向着门口方向扫来。他扭转身，在她发现他之前，离开了窗口。
孩子们都被家长接走了之后，她像往日一样收拾着屋子，嘴里一边继续哼着《红蜻蜓》。“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她想起了住家附近的玉渊潭公园，那里的潭边夏天也经常可以看见蜻蜓在水边翩飞。她想起了有一次在陶然亭公园的岸边跟明宵走，看见过两只蓝色的蜻蜓交缠着贴着岸边的水面飞过。她仿佛看见了岸边灰色的水泥砌成的矮墙，墙外一丛丛野生的芦苇，水中的礁石上栖息着几只孤单的白色的水鸟。夕阳像是一个通红的火球，在湖岸对面的杨柳枝中缓缓坠落。风吹动苇草，一条暗绿色铁皮小船在湖面驶过，泛着红色的船桨滴下一串串浑浊的圆滚的水珠。两只美丽的蓝蜻蜓一起沿着水面翩飞，有时落在水中的礁石上，有时叠落在一起。蜻蜓细长的腹部不时交缠一下，它们半透明的翅膀在夕阳余辉的水面上颤动着，翅膀上黑色的脉络清晰可辨，大大的复眼带着一种忧郁而迷惘的神情。
往事如烟，恍如梦境，那个夏天黄昏中在水上翩飞的一对蓝蜻蜓和岸边的随风摇晃的苇草，还有栖息在礁石上的孤单的白鸟和划过的铁皮船的船桨滴下的一串串水珠，记忆中竟如同展开的蝉翼一样薄弱而透明，挥之不去。
中午齐静打了电话过来，说舞蹈团的小姑娘感觉大维人不错，是西安人，有房，为人看着也比较厚道诚实可靠，愿意继续交往下去。
你让大维主动点儿啊，齐静说。人家愿意，就看他的了。
太好了，她说。我们单位工会这个周末组织看电影，我给他找两张票，让他带小姑娘去。
因为她是徐泽宁的太太，少年宫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会主席的闲职。说是主席，其实工会里只有她一个人，是个真正的光杆司令。工会的经费也不多，但是好在也没有什么开销，一般都是组织职工看电影把经费花掉，她负责把电影票发给大家。因为经常有人不去，所以她手头总有富余的票。
下课后一起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她问大维相亲的结果怎样，喜欢不喜欢那个姑娘。
人嘛，要说挺不错的，挺漂亮，性格也活泼可爱，大维说。只是 ----
只是什么？
只是没有什么感觉，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大维说。
刚见一次面你要什么感觉？她笑了一下说。别着急，慢慢来，慢慢就有感情了。这个周末咱们工会组织看电影，诺，这是给你的两张票，带着姑娘一起来吧，姑娘会很高兴的。
她从挎包里掏出两张电影票来，递给大维。大维没有接电影票。他瞥了一眼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说：
其实，我有点儿不太想 ---- 我心里 ---
你说你这人，人姑娘乐意了，你倒拿起架子来了，她把票塞到大维手中说。去，一定带姑娘去啊，到时我在电影院里要检查的。给你两张票，不许浪费一张。
晚上徐泽宁带她出去吃了饭，然后去电影院看了电影。他们没去老孙家吃羊肉泡馍，因为老孙家人太多，餐馆太吵。他们去了电影院旁边新开的一家日餐馆，在里面要了两瓶日本清酒，吃了一顿清淡的日餐。电影是一部外国片，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有徐泽宁在身边，她还是很高兴。看完电影之后，她和徐泽宁沿着街道散步回来，路上在小吃摊上又买了几样回来当夜宵。自从跟徐泽宁结婚以后，徐泽宁总是忙，还没有带她去看过电影。她既不会撒娇，也不会去磨徐泽宁带她出去玩。大多数晚上，她都是自己在家里练练芭蕾，看看书，跟齐静打个电话，做点儿吃的，等着徐泽宁回家。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也从来没有跟谁抱怨过。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她很开心。
徐泽宁仕途上的不顺，让她和徐泽宁比过去亲近了许多。中组部的调查组还没走，谁也不知道调查的结果会怎样。也可能徐泽宁安然无恙，也可能徐泽宁就此走入事业的低谷，再也难翻过身来。她知道徐泽宁承受的压力和内心的烦闷，对于一个有远大理想，视事业为生命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事业上的挫折更令人心烦的了。徐泽宁身处逆境，她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地要想方设法宽慰徐泽宁，在生活上也需要更加细心地照顾徐泽宁，让徐泽宁开心一些。
她跟徐泽宁靠工资生活，虽然徐泽宁是副省长，但是工资并不高，她自己的收入也不多，日子过得和普通人家也差不多，家里要添置什么东西，也得盘算一下。但是她很赞同徐泽宁的廉洁，自己也从来不收受别人的好处。老四的公司在西安有个分公司，老四经常到陕西来办事，每次来都会到家里来看徐泽宁。有时老四来，看见他们生活朴素，会悄悄给她留下一些钱，她把钱原封不动收好，等老四下次来的时候，原样还给老四。老四抱怨说，嫂子，泽宁是我大哥，我给我哥点儿钱，怎么了？她说，老四，我们不缺钱，你这样会害了你大哥。老四说，我是心疼大哥和嫂子，人生如梦，就这么二十年最好的时光，该享受一些就要享受一些。嫂子，我看你跟大哥结婚后，也没有添置什么好衣服好首饰，大哥让你受委屈了。她说，你大哥过去吃过苦，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我们的工资足够日常开支的了，我也不需要好衣服，你留下钱，我们也花不着，反而惹事。等你大哥需要用钱的时候，他自会找你。老四看她态度坚决，也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坚持把钱留下。事后她跟徐泽宁说起来，徐泽宁夸奖说，你看我眼力好吧，当初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无论内外都很美丽的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向钱看了，你看着吧，今后好多有前途的人，有才干的人，都会栽在自己的老婆孩子手里。我们绝不能栽在这里。有你在，我省心多了，也放心多了。
晚上睡觉前，她把早上晾在阳台的几件衣服收了进来，回屋后依旧煎了中药，皱着眉头喝了一大杯褐浓褐浓的苦药汤子。我看这药方也不管用，要不以后别喝了，没孩子就没孩子吧，不行咱们以后就领养个孤儿，徐泽宁闻了闻杯子里的苦味儿说。会管用的，她用白开水漱了一下口说。会管用的，总有一天会管用的，齐静姐说了，有人用这方子还生了三胞胎呢。
仕途上失意的徐泽宁晚上对她要得更勤更多，还要她一遍遍的说爱他。她知道徐泽宁现在需要一种平衡和安慰，于是尽量按着徐泽宁说的去做，每次都让徐泽宁很心满意足。
高墙下的野狸猫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出现了。明宵踩着凳子从窗口看着高墙下的野狸猫经常躺着睡觉的地方，现在那个地方空空荡荡的，只有几株野草在墙根下生长。月亮从高墙上方斜照下来，把墙下的空地划成了黑白分明的两块区域。牢房的这些年，野狸猫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每天他隔着窗口的铁条把嚼好的馒头扔给狸猫，狸猫大口大口的吃着，吃饱了就躺在院墙底下，看着他的窗口趴着。夜里有时他在床上能听见野狸猫熟睡时打呼噜的声响。从他关进这间牢房开始，野狸猫与他隔墙作伴，陪着他渡过了一个个孤单的日子。他有些担心，怕野狸猫走丢了或者被人打死了，再也回不来了。夜里他睡不好觉，耳朵总听着窗外的声音，希望能听见狸猫熟悉的叫声。他每天都留下一块馒头，等着野狸猫回来。
他离开窗口，双腿盘着坐在床上，手搭在腿上，有些茫然地看着窗外射进来的冷冷的月光。监狱的生活改变了他很多，他变得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从他的身上再也看不出当年的那个爱说爱笑的少年的影子了。他的身体也比过去糟糕了很多。窄小的空间，缺乏阳光和营养，粗糙的饭食，让他经常感觉背疼和胃疼。头疼，牙疼和咳嗽也经常折磨着他，在监狱里车间里干活时还曾经晕倒过两次，有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出狱的那天。他写的剧本也不顺利，他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写出来，如今已经写了半年了，却依然不能满意。最近旁边的牢房住进来一个嗓门大的犯人，犯人喜欢唱红歌，一天到晚练嗓子和反复唱着《啊朋友再见》《铁道游击队》等十几首革命电影插曲，唱得他不得安静，思路经常被打断。他向管教反应，管教让爱唱歌的犯人安静点儿。怎么？唱革命歌曲也不行？那个犯人嘟囔着安静了一个上午，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不分早晚地练嗓子和高歌不停。
在监狱的一个个辗转难眠的晚上，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人生。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他思考得越多，越找不到答案。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对有些人来说，生命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享乐；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生命是一场无穷无尽的苦难。而更多的人是忙忙碌碌的活着，挣着永远挣不完的钱，做着永远做不完的事，像是一架停不下来的机器，根本没有时间去思索生命的意义。
他有时依然会想起她来，但是他知道，他们已经越来越远了，不只是高墙之隔，不只是千里之隔，而是两个世界之隔。想起她来，他心里依然有种隐隐的疼和难受，但是他知道，她在西安，应该有个不错的生活。
小鲁刑满出狱之后，来看过他几次。小鲁感叹说，没想到他被判这么多年，比自己还多。小鲁说，可以利用一些国外的朋友和媒体，帮他呼吁一下。他拒绝了。他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跟政治挂钩的人。小鲁说，在国内待不下去了，有朋友在国外帮着联系了一个地方，准备不久之后去纽约。小鲁问他国外有没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他说他的个人物品都寄存在旧金山的大爷家里，将来他要是能出狱的话，他准备回旧金山去，继续拍电影。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在国外见，小鲁走时说。
简妮也来看过他几次，让他很意外。简妮从美国回台湾后，嫁给了一个台北的富商，做了一个全职太太。老公在深圳开了一家电子厂，经常在两岸来回跑，简妮有时也跟着到大陆来。到北京来的时候，简妮就来看看他，给他带几本书和几条烟来，聊聊当初在旧金山一起读高中时两个人一起去住处附近的森林跑步，还有在纽约上学时坐在哥大旁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他们有时也聊起高中同学们的下落。简妮说男生基本都结婚了，女生差不多都有孩子了，谁都没有想到当初班里最努力最有才华最后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他混得最惨，不但没有结婚，还住进监狱里来了。
最后一次来看他的时候，简妮已经怀孕了，肚子看着也很大了，坐在探视室的窄小的椅子上，看着很吃力。简妮说，是个男孩，再过三个月就该临产了，以后要在台北生孩子，可能有一段不能来看他了，让他多保重。简妮走的时候，手扶着椅子站起来。椅子歪了，简妮失去了平衡，身子摇摆了一下。他本能地伸出手去想扶简妮一下，手臂被两人之间的玻璃隔断挡住了。简妮对他笑了一笑，手扶着肚子，转过身来向着门口走去，在门口扶着门框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就消失在门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