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筱懿 《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古往今来，婚姻状况差得过张幼仪的女子恐怕也没几个。
梁实秋曾描写徐志摩：“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
但是，随和潇洒的诗人对待自己不爱的结发妻子，冷漠残酷极了。
婚后四年，他们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只有四个月，都是在他的假期。
空旷的院子里，他伸长了腿坐在椅子上读书，时而自言自语，时而颔首微笑，她在他旁边默默地缝补东西，心里期待和他说上一句话。可是，他宁愿招呼仆人，也不对她说半个字，那时的她年轻、胆怯，于是，更加沉默地咽下绝望。
她到法国马赛看他，他穿着黑大衣，围着白色的丝巾，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西装的样子，还是一眼就从人堆里认出了他。因为，“他是所有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她的心凉了一大截。
在国外，他总对她说“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她因晕眩而呕吐，他嫌弃不已：“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他冷酷地要求离婚，完全不顾她已经怀孕，她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他答：“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她在德国生下二儿子彼得，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却追到柏林要求离婚，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
当她提出想征得父母意见之后再离婚时，他急了，他一迭声地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她才知道自己丈夫真正爱的人是谁。
最终，她成全了他。
她在离婚协议上迅速地签好字，眼神坦荡地递还他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他欢天喜地地道了谢，提出要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在医院育婴室的玻璃窗外看得赞叹不已，丝毫没有想到刚产子却遭遇离婚的她应该如何养育他的亲生骨肉。
他成了民国历史上“文明离婚”的第一人。不过，在这段残酷的过程中，丝毫看不到那个写出“你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的诗人式的浪漫与多情。
看着他避之唯恐不及地逃离，你会以为她是多么不堪的女子，可是，恰恰相反，在这段婚姻中，他才是真正高攀的那个。
她家世显赫，兄弟姐妹十二人。二哥张嘉森在日本留学时与梁启超结为挚友，回国后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还是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四哥张公权二十八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
为了让她嫁得风光体面，在夫家获得足够的地位与重视，她的娘家人用心良苦，特地派人去欧洲采办嫁妆，陪嫁丰厚得令人咋舌，光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是她神通广大的六哥安排驳船从上海送到海宁硖石。
至于他，不过是硖石首富徐申如的儿子，想拜梁启超为师，还要通过显贵的大舅子牵线搭桥。
可惜，所有的努力都无法让他爱她，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只是，不爱一个人是一回事，肆意伤害一个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嫁给一个满身恶习、拳脚相加的无赖，算不算坏婚姻？充其量是遇人不淑吧，坏在明处的人伤得了皮肉伤不了心。
但他不同，对别人是谦谦君子，唯独对她，那种冷酷到骨子里的残忍不仅让人心碎，更是对自身价值的极度怀疑与全盘否定：自己果真如此不堪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吗？自己没有别的出路吗？
同时代的女子，朱安一生坚守，把自己放低到“大先生”鲁迅的尘埃里，却始终没有开出花；蒋碧微果决了断，却在不同的男人身边重复了同样的痛苦，落得晚景凄清；陆小曼不断放纵，沉湎于鸦片与感情的迷幻中，完全丧失了独自生存的能力。
唯独她，这个当年被丈夫讥讽为“小脚与西服”的女子，一边独自带着幼子在异国生活，一边进入德国裴斯塔洛齐教育学院读书，虽然经历了二儿子彼得的夭折之痛，但离婚三年之后，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位“前妻”时，却赞叹：“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
得到那个曾经无比嫌弃自己的男人的真心褒奖，是多么艰难的事，华丽的离婚分割线之后，她的人生开始有了鲜花与掌声。
她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借助四哥张公权的人脉关系，使女子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每天上午九点，她已经开始在办公室忙碌，下午五点，家庭教师又上门为她补习。她特意把办公桌安排在最里面，方便对周遭的一切明察秋毫，甚至，她总是最迟离开办公室，因为生命如此繁忙与丰富。
曾经，她心底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系统学习过新派的知识，不能像他爱恋的女子那样既渊博又俏皮，如今，她立志为自己弥补这个遗憾。
离婚后的她简直像一部励志大剧。
人生为她关上了婚姻的大门，却打开了事业的窗口，她在金融业屡创佳绩，股票市场出手不凡，甚至，她创立的云裳时装公司还成为上海最高端、生意最兴隆的时尚汇集地，陆小曼、唐瑛等当时的名媛都在那儿做衣服，虽然她们的人生和她的完全是两个方向。
1953年，独自尽完上孝父母、下抚儿子阿欢的职责之后，一位名叫苏纪之的香港医生向她求婚，她征求儿子意见，阿欢回信：
“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曾经怎样的付出，才会赢得儿子在再婚的敏感问题上如此善解人意的支持？如果人生是一颗秀逗糖，她已经尝完了酸涩的外壳，开始感受甜蜜的味道。
匪夷所思的是，离婚之后，她与前夫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他们终于在另外一种关系中找到了平衡和默契。
因为阿欢和徐家二老，两人经常通信见面，像朋友一样交往，她十五岁嫁给他，为他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孝敬高堂，他对她虽然没有爱情，却在她漂亮转身之后有了尊敬。
她对他，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抚育着他们共同的孩子，照顾着他的父母，关心着他的点滴——报刊上关于他的报道，她看到，便精心地剪下来，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犹如当年在庭院深深的徐家老宅里，耐心地绣花。
而他，则在她的云裳公司中出资入股，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她担任公司的服装设计。1931年11月18日，他来到云裳时装公司，拿他定做的衬衫。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返回北平，她心中不安，劝他不要坐这种免费飞机，他大笑着说：不会有事的。
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天，因为和陆小曼吵架，他被他的爱妻用烟枪砸掉了金丝眼镜，当然，她更不会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1月19日中午，大雾弥漫，他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他一共三个人，无人生还。
噩耗传来，陆小曼哭死过去，拒绝承认现实，还把报噩耗的人挡在门外。无奈中，送信的人只好去找她这个前妻。她以一贯的冷静对事情做了妥帖安排：让八弟陪十三岁的阿欢去济南认领遗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她坚决拒绝。
至于他生前的女神林徽因，则遣梁思成拿回一块飞机残骸，永远地挂在卧室。
和那些他爱的女子不同，她或许不够有趣，却诚恳务实；她或许不够灵动，却足以信赖；她或许不够美丽，却值得托付。
他是一首风花雪月的诗，而她，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婚姻的神奇之处在于点金成石，温柔被经年的婚姻一过滤便成了琐碎，美丽成了肤浅，才华成了卖弄，浪漫成了浮华，情调成了浪费，很难见到夫妻多年还能够彼此欣赏相互爱慕，即使恋爱炙热如徐志摩陆小曼，婚后一语不合也烟枪砸脸。
糟糕的婚姻可怕吗？它不过像一所学校，你在其中经历了最钻心的疼痛、最委屈的磨炼、最坚韧的忍耐、最蚀骨的寂寞、最无望的等待。以这样饱经考验的心面对未来，还有过不去的坎吗？
最怕永远面对的是过去，背朝的是未来。
在她去世八年后的1996年，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为她撰写的英文版传记《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出版。书中，她这个从婚姻中突围并升华的女子坦陈：“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长眠在纽约绿草如茵的“芳诺依福”(FERNOEIFF)墓园，墓碑上刻着她最终的名字：苏张幼仪。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评价她：“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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