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前两日，我匆匆看了一遍黄灯老师那篇《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这是最冷的一年，北京零下十八度，我整周没有出门，从22楼的落地窗望出去，冷空气逐走雾霾，让这个城市有一种严酷的清冽。马路对面原本是密密树林，现在变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基坑，那是正在修建的新光天地。住在郊区多年，习惯于把每次出门称为“进城”，我还一直担心楼下的老家肉饼倒闭，但我家的对面，居然就快有新光天地。再往前走三百米，六号线地铁的出口，刚修成两栋高楼，开盘价四万，四十年产权，有一天电梯里遇到一个遛狗的大妈，正在跟旁人说：“赫！一开盘就卖光了！”
我总坐地铁回家，却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两栋楼，地铁口有一溜儿三轮车，我匆匆忙忙坐上最前头那辆，冬日苦寒，三轮车师傅裹着脏棉袄，护腕护膝皮手套，车内烧煤取暖，一个铁皮烟囱戳出车顶，往外排气。就这样，师傅突突开着他的三轮车，熟练地绕过路障、十块五斤的冰糖小橘子、铁板鱿鱼、甜玉米棒子以及我一直没能理解的朝鲜烤冷面，绕过查黑车的协警，最后绕过新光天地后面的一条小路，把我送到小区楼下。这段路有1.1公里，我给他十块钱，他会又回到地铁口，排在队尾，再一辆一辆往前挪动，三轮车司机们互相很少交谈，却似乎有一种严不可破的秩序。
从双流机场回老家的路上，我又看了一遍《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窗外是我熟悉的冬天，蒙蒙雾气，罩住枯黄山野，河水退得很低，桃树刷了白漆，春天时城里人会驱车前来看漫山桃花，留下满地垃圾。有时候临近某个县城，就会突然冒出几十栋新开发的漂亮高楼，但在更漫长的时间里，沿途只有破旧房屋，院子里修了石椅石凳，以供大家打牌；村里杂货店卖假雪碧和阿尔卑斯牛奶糖，吃了糖的小朋友满地扔糖纸；公共厕所让人畏惧，百米之外就能凭借味道判断方位……统统这些，构成了概数意义上的四川农村。我坐在姨妈家的车上，经过一片密密匝匝的“小别墅”时，姨妈说：“政府统一建的，你看，修得好漂亮哦！”我看了看那些整齐划一的房子，说：“你以为，政府其实是为了征地。”车内沉默下来，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
姨妈住在成都农村。她多年前是下乡知青，一直没有回城，在当地找了丈夫，又成为基层公务员，最高似乎做到过副镇长，现在领四千多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却只打一块钱底的麻将。我的表弟，一个在华为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去年被派去塞尔维亚，年薪超过四十万，他们在成都买了两套房子一个店铺，却始终住在乡下，因为总说就快拆迁，那套房子甚至没有基本的装修。多年前我刚考上大学，上火车前去他家住了一晚上，晚饭后我们出去散步，水泥路尘土飞扬，一边是茫茫包谷地，一边是有咕咕青蛙声的水田，姨妈说：“包谷杆甜得很。”过了一会儿又说：“克猫儿（四川话里的青蛙）也好吃。”
她是城市户口，有房有车，但在那些没法量化的细处，她的生活和农民并无区别，我打开后备箱放行李，她说“等我收拾一哈”，然后嗖地一声，拖出一个巨大塑料袋，里面装了几十斤她自己种的芹菜，准备带回去分给几个姐妹，大年三十，我们吃了芹菜炒羊肉，姨妈说，这芹菜好，化渣。
上面使用“农民”这个词语时，我自知有绕不过去的贬义，没有办法，我再怎么小心翼翼，政治正确也盖不住城乡鸿沟。又一次读完那篇长文，我既怜悯，又愤怒，为时代造就的命运，为被命运鞭打的人却浑然不觉。然而在内心隐秘之处，我也松了一口气：幸好，我没有生在农村，也没有嫁给农村人，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是一场从负数努力往零挣扎的竞赛，我看着脚下负一百分的泱泱人海，庆幸于自己，能从负五十分跨出第一步。
有时候我会替上一辈想象当年不用上山下乡的命运，但他们对此并不敏感，我的父母，在做知青时成为恋人，最近刚回农村庆祝了下乡四十周年，二十几个人喜气洋洋，在一面白瓷砖墙面前合影，好像是庆祝高考成功四十周年。在这样的喜气洋洋之下，没人去计算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青春和记忆给万事万物加上柔光滤镜，怀旧只能是山楂树式美好，质问和清算既没有路径，也是又一种不合时宜。就像《日瓦戈医生》里的杜多罗夫，被流放后回来，恢复了公民权，又重新在大学任教，他大谈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再教育，大开眼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日瓦戈气愤于这些言辞，“一个不自由的人总把他所处的不自由状态理想化”。也有更中国式的叙述，《繁花》中姝华下乡前，几人去苏州河，水上汽艇拖来未名死尸，众人不响，湖州娘舅祷祝说，“做人有悲有苦，不要觉得冤枉”，中国人惯于如此，用佛家无常代替政治追问，活下来就好，死了的，那也是命。
爸爸的大哥，“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娶一个农村女人，然后扎根农村，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在一种无人知晓的孤独中，喝农药自杀身亡，二儿子得了一点小病，按照农村人的习惯，舍不得进城花钱，就在村里看了个赤脚医生，煎两副中药。他在一周内突然死亡，死时肚涨如鼓，那是一个夏天，下怒火滔天的暴雨，我记得大家用简陋担架抬着他的尸体，走漫长的黄泥路到村口，等待一辆货车送他去火葬场，骨灰装进一个廉价陶罐中，匆匆葬在村里某处，我们从来没有去给他上过坟，他死于十五岁。
爸爸的二哥有相似的开端，和一个看起来光明得多的结局。他在西昌下乡后留在当地，也娶了农村女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在读完博士后一路晋升，现在不到四十岁，已是四川农业大学的博导，女儿正在人民大学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但他自己，却完全已被生活推倒重来，爸爸有一年去看他，回来跟我说，二爷每天几乎只做一件事：坐在村口马路边看车。因为也做过基层官员，他不缺钱，但钱对他来说，失去了推动生活向上的意义。
这些故事，和它们带来的痛苦自顾自生长，在困扰我十几年之后，突然爆发为我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写得不够好，故事中的苦难总显太过赤裸，我那时也不懂，只知苦难由命运写就，但命运，一半来自个体的挣扎，一半来自制度的善恶。后来我写烦了，也困惑于书写真实，是否会袒露他人隐私，我开始写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我写北京、纽约和东京，日常生活的烦恼，爱情，事业，内心，也具体，也让人痛苦。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痛苦，就像我家的双层玻璃，质量不大好，用了十几年，中间升起一团白雾，不妨碍什么，只让人烦心，但我们毕竟生活在坚实的玻璃之内，我以前写的那些故事，玻璃早就碎掉了，向外望出去，是命运的深渊，无边的恐惧。
现在书写的这些城市，我都生活过，纽约有一年，东京有三个月，北京则看不到终点。去年春节我去了伊斯坦布尔，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宾馆里，如果愿意，我今年可以去巴黎，明年去伦敦，我可以每一个春节都在国外度过，甚至可以努力挣钱，就此移民。国外当然很好，在京都的几天，我没有在地上看到一片纸屑，一旦回到老家，走在路上必须谨慎避开浓痰、果皮和任何一种可能的垃圾，这让我厌恶，对故乡的情感是一种本能，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并不靠本能活着，我求学和工作，是为了让自己能对生活有所选择，能走得更远。然而走到火星又有什么用呢？引力必然把我拽回原地，作为个体，我的内心和生活都可能更加自由，但情感是比法律更严厉的羁绊，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疑惑：一个人，不可能独自得救，哪怕为此拒绝天国。
有一年，也是从双流机场回家，我另一个表弟，从农村出来的包工头，热心地驱车两百多公里前来接我们，那辆车只要六万块，后座狭小，但想到过往人生，他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多年之前，我恍惚记得他在老家的夜总会中当保安，和某个“小姐”恋爱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离婚，两个自己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没人肯要孩子，就扔给了我的姨妈姨父，某一个春节，我亲眼见到，丁点儿大的小朋友抱住他的腿，哭闹着让他不要走，但他一巴掌打过去，骑上摩托车，我妈说，他是要去打牌。
中间几年他不知所踪，我们也都不怎么关心，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让他挣扎出来了，他在长江上承包了修坝的工程，从村里带了几十个工人过去，一年能挣几十万。他又结了婚，在老家最好的地段买房，把姨父接过去给工人们煮饭，这样又有三千块的工资算留给了自家人，他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一次，他坚决把女儿带在了身边，给我一张张看小姑娘的照片，小姑娘总是一模一样的嘭嘭肉脸，但他看了又看，自言自语说：“太乖了。”那个前妻生的儿子，现在也住进新房，读我们市内最好的小学，从他这里，我清晰看到，原来对孩子的爱，原来所有的爱，既是本能，也有前提，在宽裕放松的时光里，每个人都显得更加善良温情。
他们大概是我农村亲戚中的最佳样本，可以上春晚。但前两天和妈妈闲聊，她无意中提到，这两天姨妈去了乡下，因为姨父的父亲做生。我惊了一惊，“他爸还活着？”，我妈呸我一口，人家父母都活着，还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呢。真的是这样，两个八十几岁的老人，独自住在农村的破房子里，橘子成熟的季节，他们挑一百多斤橘子去赶场售卖，如果运气足够好，他们能卖接近两百块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那个多年前被父母遗弃的小男孩，没有办法，负重太多的人是没法起飞的，像一场冷冰冰的家庭重组，他们作为债务，被剥离出来，以保证其他人轻装上阵，面对生活，就像奥斯维辛中，有人暗暗期望自己病弱的父亲死去，这样他就不用再分给他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面包。现在的我，不会再对姨父和表弟心生鄙夷，因为命运对他们的人性有更残酷的试探，而我，不过是多一点运气。
黄灯老师说，她之所以写这篇长文，是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这段话让我在春节假期中写下这篇文章，一个并不重要的叙述，关于我不真正熟悉的农村，如果这真是一个“不能辜负”的时代，它可能是时代的杂音，愿有更多不重要的杂音文本留下来，它们自会慢慢汇聚，凝固时间，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