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蘧常(1900—1989),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 字瑗仲,号明两,别号涤如、甪里翁、玉树堂主、欣欣老人,嘉兴人,生于天津。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王蘧常以章草著名当代。从50岁左右开始,精心研究《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楼兰魏晋竹简》和《流沙坠简》,注意篆、隶的内在联系,“欲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拓展章草之领域”。60岁后能默诵《说文》部首,并用小篆写了六七年日记。70岁后,其章草书法已从成熟走向别树一帜。作品曾先后到法国、日本展出。识者评其章草特点:“无一笔不具古人面目,无一笔不显自己的精神。”其章草书法艺术“博取古泽,冶之于章草之中,所作恢弘丕变,蔚为大观”。日本书法界则更称颂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推崇备至。他于80岁后为泰山、禹庙、黄鹤楼所书的匾额,获得千万人赞赏。特别是为杭州岳庙撰写的抱柱长联,人誉为“神州之冠”。
在中国书法史上,章草曾出现过两次高峰,一个是汉魏时期,一个是元明时期。王蘧常的出现,则标志着章草的第三个高峰。汉魏章草与汉简相近,用笔轻灵,结体略扁,隶味较浓。元明章草则基本上是汉魏章草的继承。元明人写章草往往以楷法为之,古意已漓,整体水平已不能与汉魏同日而语。明以后,章草这一书体又趋于式微,问津者寥寥。民国以降,王世镗继起,然未能形成规模。至郑诵先、王蘧常这一代,稍稍有所改观,而到文革结束,书法热兴起,章草才出现了第三个高峰。当代书坛,节奏变化极快,先后出现了魏碑热、小楷热、章草热、汉简热、《书谱》热等,值得注意的是,诸种效法热当中,只有章草是取法今人的,这便是王蘧常章草。人们已经把王蘧常章草当法书进行学习了。那么,王蘧常章草是否已经超过了古代的法书,可以取而代之呢?回答是肯定的。汉魏章草同汉简一样,是对隶书的简化,而简化总有俗化的特征,因此,汉魏时期的章草代表作,如索靖、皇象等,书作都有趋今的特点,格调都不十分高古。而王蘧常章草,人谓不落唐以后人一笔,实则不落东汉以后一笔,有三代古朴遗风,其书铜锈斑斑,风蚀雨浸,金石之气浓郁,可谓古今第一。
王蘧常(1890—1989),字瑗仲,号明两,别号涤如、甪里翁、玉树堂主、欣欣老人,嘉兴人,生于天津。3岁时,母顾氏即教他识字,并区分四声。4岁时,父以候补知府实授富川知县,赴广西任所,全家相从。伯父王步青,授以《文字蒙求》等训蒙读物,并教以执毛笔“描红”。继读四书与《毛诗》。7岁时即耽读韩愈、柳宗元文章,作诗10余首,被誉为“神童”。10岁时入富川县学受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携眷回嘉兴。1912年,入嘉兴高等小学。14岁,因成绩优异,越级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入学前,曾将省立第二中学教师刘子庚所著《中国文学简史》加以注释。刘子庚见后大喜。15岁始代父作字,初露头角。后因病辍学,在病床上以指代笔,摩挲唐拓《十七帖》影印本,比画记忆。病发时,字帖压身下,为汗渍损坏,重换一本;又坏,再换一本。卧病两年多,换帖4本,遂对二王书法体会精深。病愈,读攻《爨龙颜碑》等六朝碑版。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更加潜心书法。
1917年夏,沈曾植自上海回嘉兴。蘧常仰慕已久,但不敢贸然当面请教,托名“黄阿龙”,把平时读书所遇疑难问题20余条写成一信,寄去请教,引起沈曾植注意。期间,曾再次托名“阿龙”,将绝句两首投寄沈曾植,被赞为“近玉溪(李商隐)”。次年,沈曾植归里扫墓,无意中见到王蘧常习字,当面未置一语,邀他第二天去住处,给予示范。又特取《郑文公碑》墨拓八大轴相赠。1919年,蘧常在上海正式拜沈曾植为师,学习书法与文学、诗歌、历史等。1920年夏,携《爨龙颜碑》习作七纸,求正于沈曾植。时康有为在沈家作客,代为批改,并大加赞赏。自从受学于沈曾植后,蘧常不仅对北碑书法实践的认识大大加深,而且还学习治学方法,甚为受益。学习沈曾植作札记的方法,写治学心得《知无录》10余册。沈曾植教以为学当“去俗就异”,给了他重大影响。在书法上,沈曾植曾引导他说:“凡治学,务去常蹊,必须觅前人敻绝之境而攀之。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揭示了艺术取向,王蘧常终于成为章草大师。
王蘧常于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教于唐文治。唐文治治学,以“务实深进”为特色,这种学风成为王蘧常研究经史与书学的指南,使他在学术上打下了雄厚坚实的根底。21岁时,蘧常编写《三代史》,在报刊上零星发表,王国维读后大为赞赏,誉之为“王三代”。1924年由唐文治介绍,入私立无锡中学任教。1925年兼任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讲师。1927年去上海,先后执教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大夏大学预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次年,继续钻研诸子学派,撰成文稿,并获知于梁启超。1930年任大夏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又兼任高等师范科国文系主任。193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广西迁至上海,蘧常任教务长。
抗日战争期间,蘧常在之江文理学院历史系和交通大学中文科执教,在国破家亡的危难局势中,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将接收交通大学。蘧常与同事5人,毅然辞职离校,坚决不为汪伪执教,时称“反伪六教授”。当时的伪中央大学校长原是王蘧常的一位长辈,三次来电邀他去南京任文学院长,被他以一诗拒绝。蘧常在日伪统治时期,洁身自爱,自甘贫困,曾全家吃菜粥度除夕,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人们的钦敬。
其夫人沈静儒,也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坚决支持他的爱国行动。此间,以任私人教师,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时有诗文,或愤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或怀念在日寇铁蹄下的故乡嘉兴的父老乡亲。他在《书李怀琳草书绝交书后》中的结句写道:“时海氛惨厉,生气都尽矣。”又在《哭故乡嘉兴沦陷》诗中,悲愤地吟道:“六州铸错事全非,又报家乡劫火飞。如鹊绕枝何处宿?似儿失乳向畴依?梦中灯火人无恙,泪底松楸望总违。二十四时肠百转,几回岁月几沾衣。”抗日战争胜利之年,当他获悉交通大学学生杨大雄烈士事迹后,激于义愤,用《郑文公碑》书体,书写了《杨大雄烈士殉国碑记》,悲壮之情贯注全篇。其抗战诗文,编为《抗兵集》,诗如《八百孤军》、《闻平型关捷报歌》、《大刀勇士》、《胡烈士歌》,文如《论倭不足畏》、《胡阿毛烈士传》,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抒发了民族正气。抗战胜利后,王蘧常在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开始,在无锡中国文学院任副院长。1951年起,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后调哲学系为教授,直至去世。
王蘧常以书法著名当代。从50岁左右开始,精心研究《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楼兰魏晋竹简》和《流沙坠简》,注意篆、隶的内在联系,“欲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拓展章草之领域”。60岁后能默诵《说文》部首,并用小篆写了六七年日记。70岁后,其章草书法已从成熟走向别树一帜。作品曾先后到法国、日本展出。识者评其章草特点:“无一笔不具古人面目,无一笔不显自己的精神。”其章草书法艺术“博取古泽,冶之于章草之中,所作恢弘丕变,蔚为大观”。日本书法界则更称颂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推崇备至。他于80岁后为泰山、禹庙、黄鹤楼所书的匾额,获得千万人赞赏。特别是为杭州岳庙撰写的抱柱长联,人誉为“神州之冠”。著有《明两庐诗》、《续许氏嘉兴府志经籍志》、《商史坟典志》、《商史·汤本记》、《礼经大义》、《严几道年谱》、《沈寐叟年谱》、《诸子学派要诠》、《先秦诸子书答问》、《抗兵集》、《国耻诗话》、《梁启超诗文选注》、《顾亭林诗集汇注》、《顾亭林诗谱》、《顾亭林著述考》、《荀子新传》、《书法答问》、《明两庐题跋劫余录》等。遗著《秦史稿》。主编有《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注》(与钱萼孙合作)、《江南二仲集》。又有著作《钱衎石年谱》等多种,经战乱散佚。
章草主要盛行于汉至晋代,与行草类似,大多笔意流畅,字迹娟秀,属帖学一路。除晋代陆机的《平复帖》以外,其他章草书迹均以妩媚胜,元代赵氏,明代宋克更是每况愈下,去古益远。清代末年,阮、包、康诸贤力倡北碑,始有大量写碑的书家出现。沈曾植并探索草书与北碑的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沈更多从倪元路、黄道周等明代书家入手,点画方折过死,做作太甚。用笔常尖锋入纸,使点画尖刻外露。结字东歪西到,有意跌荡,过于安排。沈所以名大,一缘于官高,二缘于学显,功力实有不逮。沈曾植为后代开一种风气。本世纪其他章草书家如王世镗基本上局限于帖学范围,郑诵先虽吸收了一些汉碑及少数北碑,但未能彻底,面目仍近于帖学一脉,他们并没有沿着沈氏的路子发展下去,充其量能够承传薪火而已。
王蘧常出现,章草面目为之改观。魏碑和草书本来有些水火不容,一个以方笔为主,多折而少转;一个以圆笔为主,多转而少折。没有方折谈不上北碑,没有圆转也谈不上草书。然自南海先生提出融碑铸帖之说,许多人便孜孜以求,力图开创书法新局面。而草鲜活,碑刻板,故南海先生终于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广艺舟双楫》),未能涉及草书。王蘧常先生则力攻其难,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地结合起来,结合得十分完美。在字形上,王先生不依不傍,不仅与沈寐叟有别,更与古代任何一位章草书家相区别,字形多变,变幻莫测。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是凭空臆造,而是集古代书迹于一身,将先贤遗迹化为己有,字字有来头,笔笔有出处,其字形丰富之程度超过了此前的所有书家,真可谓章草之集大成者。现代社会信息资料之丰富,远远优于古代社会,现代书家对法书的拥有也远远超过古代书家,但事实上,这种有利条件对大多数书家反而造成一种信息干扰,许多书家杂学乱临,笔墨浮躁,有利变为不利甚至有害。王蘧常先生是最善于利用这种有利因素的现代书家,他几乎将现有的资料运用到最佳状态,从而使现代书家应当超越古代书家的理论成为事实。当然,王先生的真正创造还应是他的笔法。我们不能否认沈寐叟对王蘧常的影响,但成熟后的王蘧常已然脱胎换骨,尤在笔法上已创造性地步入一个全新的境界。首先是用笔迟涩,有金石味。
王先生笔力沉雄,毫无虚笔,一洗沈寐叟尖刻之习,古今无有匹敌。尤其先生后期之作,老辣生涩,直若刀凿锥刻,非是软笔所为。其次是用笔以中锋为主,适当辅以侧锋。中锋使笔画沉着干净,即便是许多涩笔也显得笔迹清晰,毫不含混,避免了章草容易飘浮的缺陷;侧锋的使用又使其不失章草特征,增加了点画的丰富程度。这些同样也不是说王先生有多大的玄想,可以凭空创造出这种模样,而是来自于他非凡的北碑功底。王蘧常对《爨宝子》、《爨龙颜》的临习非常值得注意,他几乎是把这两种碑刻唯一没有写死的书家,由此上溯,他同样把方正一路汉碑写出草书旨趣,碑与帖的互用,终于蜕变出他的章草风格。
转自中国书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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