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于俭，儒在心柔软
国家强大的今天，儒学复兴已成必然。可是对儒学的夸大与否定仍然不绝。夸大者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否定者称其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儒学仅是可供学习的道德理念。如从普及角度，说儒学为道德理念并非错误。若要深探儒学，它就远远不够。要知儒学真谛，应该首先明白何谓道德。道德常被认为是由“谦虚，尊重，礼让，孝顺，。。”等理念组成的伦理。这种观点只及其表，未及其里；因为儒学的道德实际上是指道之德。也就是说，这个德是指通向觉醒（悟道）的精神媒介，而不仅仅是伦理理念。道之德有自身的内涵；它的特征是：不随着时代改变而变的。而伦理仅是德在某个时代的价值表征，它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通俗地说，德是一颗柔软的“平常心”与“包容心”。如果说德如同大海，那伦理仅是表面浪花。夸大者不知，通晓大海深沉的艰难。否定者因浪花之素而嘲笑大海肤浅。
那么儒学又是如何与“心”相联的呢？让我们回顾历史。自论语到孟子，理念与“心”性的关系被提出。孟子的四端 (恻隐之心,仁之端； 羞恶之心,义之端； 辞让之心,礼之端； 是非之心,智之端) 揭示了心性直觉与道德理念的关联。当“恻隐”这样的直觉反映与道德理念联系一起，内省就成为可能。从那时起，儒家从“学”向“省”过渡，产生了带有精神实践的心学。反省融入修身，成为“修齐治平”之“入世”道路的前提。到宋朝与明朝时，心学才真正成为完整体系。宋明理学主张儒释道同源，儒生可借助佛教道教方法来修身以达到洞察自身心性的目标。在这种儒生参禅修道的风气中，“格物致知”与“心外无理”的境界被觉醒者们揭示出来。至此智慧进入柔软之心，儒家心学揭示了心智觉醒的修身道路；即“致良知”。不幸的是，这个道理在现代渐渐被淡忘，至今仍被认为是“唯心虚无，高调理念”；却不知，它仅仅是“心”的自然。
笔者在禅修深入时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心外无理”。让我们从哲学源头来说明这个道理。从“我思故我在”起，思想被赋予体现正义的绝对根基，并催生了“主义至上”的哲学偏执。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仅从自身理念来定义“正义”，而不及其他。但从心学视野，这种认知是对文明真谛的偏离。为什么？首先，思想仅是表达价值意向的符号，而非价值本身。其次，只有当思想理念融入行动时，才可能产生社会价值。而产生的价值是否符合正义，就需要一个判别标准。这正是东西文明的最根本差别点 - 什么是“正义标准”？西方文明认为“理性”是正义标准，特别是在文艺复兴后。而东方文明认为，仅有“理性”是不够的，觉醒的“心”更重要。那么，这两者谁更有道理呢？要分清这点，需要给“正义标准”加点哲学内涵。因为作为标准，它必须具有永恒性与排它性，以符合逻辑完整。永恒性是指“正义标准”不能是朝三暮四的东西，没有基准就不能成为标准；排它性是指“正义标准”与判别对象格格不入。这是因为，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当加上这两特性，人们发现“正义标准”不应该仅是思想（“理性”）本身；因为思想既是判别对象又不具备永恒性。思想能成为“正义标准”的唯一可能是：人通透存在真谛并通晓所有思想（已知与未知），而且能够脱离自身欲望与情绪的控制来合理运用思想。到此，人们不禁要说，这是“神”，而不是人了。于是，人们看到西方文明的尴尬。他们一面依赖“理性”，一面又将“神”束之高阁；并在两者间划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可是，善于探索内在的东方文明却认为通过“心”的某种觉醒，人是有可能从思想向“神”靠拢的。
到此有人会说，东方文明的“心”是虚无的。这种说法是没有走入自身内在的结果。人的内在，除了思想还有觉知(Awareness)。这个觉知就是“心”的根基。有两个因素使得觉知被忽视；一是思想太快，以致于觉知被掩盖，二是不修行，觉知内在特性未得到发掘。然而，心学实践证明，觉知能通过提高灵敏度与空灵性得到完善。笔者曾探讨过那些修行技巧，这里就不再叙述。儒释道将深度与广度得到改善的觉知统称为“心”；它具有以下精神直觉 – 艺术美感，智慧灵感，理的圆融感，行事圆润感。而“格物致知”就是指心的觉醒达到“致良知”的境界，以至于它可帮助人把握道之理。觉醒者在做事中有如下精神直觉：如有失德，“心”生不安；如有失理，“心”生别扭。它使得行者及时警觉并纠正错误。这就是理学所说的“知行合一”，从而使得做人与做事融为一体；成为GRACE的自然。正如俗话所说，心安才能理得。对于真理追求者，做事与做人又怎么能分得开呢。 “心外无理”就是更深刻的道理了。它有两层意思。1 心本善 - 人性是善还是恶，从来都不是难解的哲学命题，而是可检验的实践结果。相信人性恶的人应当走入自身内在，观察什么是不变（本性）的，什么是可变（习性）的？任何习性都是无根的，都会在静心中慢慢消失。只要长期坚持，人会发现那消失的都是恶念。剩下不变的是柔软心。2 道义仅产生于做事的“心” – 它认为脱离做事，理念本身有价值意向，但不构成绝对真理性。绝对真理性仅可能产生于“心”，理念，行动的融合时刻。“心”量决定了理念圆融的整体性，“心”智决定了以理做事的圆润性，从而产生真理性。只有“心”才能圆融于理，圆润于事。也只有“心”才能通达更深的觉醒，即“般若智”或者“神启示”。
如果用“心”来衡量现代各种主义，其缺陷不言而喻。左派从群体性出发，将“平等”作为正义根基。但在以此争取利益时，“心”告诉我们：不能促进勤劳与奉献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没有义务那来尊严；又怎么能谈平等呢？真正的平等是心灵相通的尊重。右派从个体性出发，将“权利”作为正义根基。但在获取权利时，“心” 告诉我们：没有责任担当的权利不会长久；而权利的最大获得恰恰是在将责任也当作权利的时候。任何制度都仅仅建立在理念的逻辑上，它需要人们用“心”去维护。知识累积了文明的体；而心智觉醒才给了文明的髓。逻辑的理性与精神的“心”智是人认识存在的两个途径，如同行路的两条腿。所以，老子才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只有放慢思想的脚步，“心”才会显现。牧于俭，心才能柔软。没有此柔软，范仲庵怎能道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没有此柔软，文天祥又怎能道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咏叹。没有柔情，又何来风骨的坦然。先辈已经远去，可他们的浩然却润在华夏魂里，使得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多情，故而常以歌来颂之。游子乡愁不正是被那歌声时时唤醒吗！那天，笔者遥望远方故土而作五绝：
步及海天边，思牵故国年。
目穷候鸟远，泪透深邃前。
这已不仅仅是思乡，而是感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