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在西去兰州的软卧包厢里的见闻 （2）

大约一 个小时 过后， 这年轻人又来了，我 姑且称他为警卫员 吧，他进来 时， 这 老者还在睡。于是，我 和 这年轻人坐到过道窗前的小翻椅上开始聊天了，我们说话声音很轻。我问他，你那家伙呢， 还挂在身上？他说 是的， 我又问， 那你们 为何买票不买在一起， 他说 走的很 急，没有 票了，只有一张。我说，你看到了那二个 华侨，他们哪里买的呢 ，可能铁路局为了多赚钱， 把票都卖给老外和华侨了。他说，首长这张票还是 上海方面 从 国旅那里 要来的， 就 一张。首长急着要回去，所以就这样了。我一想，又问，为何不坐飞机，既然有急事，要赶回去，坐飞机更快呀，当天就可以到，哪像火车要四五天时间呢，他说，首长身体不适宜也不喜欢坐飞机。 好，明白了，不问了，他坐什么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好奇问一下。 这时，我们听到这位老者醒了，走进去， 我说，我们 说话把你吵醒了?老者忙 说，没有没有，是应该醒了。老者问我 ， 南京过了没有？ 我 说，还没有 呢，他看了表， 笑着说， 是应该没有，才二个多小时， 哪有这么快。说完 ，他眼睛朝 上铺看了看 ，接着， 这警卫员 马上对 老者 说，这 二个华侨 一直在 餐车坐着。突然， 我有种感觉，这位警卫员专业素养太好了， 他关注着和他首长任何有关联的人和事，马上明白 他首长的意图，点滴不漏 的立刻报告 给 他 首长， 大概 他会关注 这二个华侨也许包括我在在内，直到下车为止。 我说 那最好，我们 说话方便 些。 这位老者去了洗手间，这时 送开水的来了， 他替他首长的保温 杯满上，我也 拿出 自己 的杯子泡好了一杯茶，换了一个 暖水瓶放在 靠窗的 小桌下。一会儿， 这老者回来了，对那个 警卫 员说， 等 南京到了，你下去 看看 买点 水果瓜子什么 的，我们 走的 是 太急了 ，在上海 什么 都没有 买。我问那个警卫员，在上海时，去过什么地方， 他说 只去了人民广场和 外滩， 还 差点 迷路 ， 南京路 只是 在 车上 往外看， 上海 真 繁荣啊。 老者 转向我 ，开口说到，你去 兰州开 什么会？还有你学什么 专业的？ 他们 二个 ( 指那二个 华侨) 不在, 这不保密吧。我说， 他们 在也听不懂，这没有 什么 保密。去兰州是 参加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年会和组织的苏共 二十七大的改革研讨会，我 学的就是 这专业，世界史， 方向 是苏联史和现在的专业就是马克思理论研究。我刚说 完， 这位老者二眼 放光，精神 来了，看着我 ，笑着说，好吧，我 也一 直关心苏联的 改革，周围没有 人说的清楚， 苏联现在的改革，那个 戈尔巴乔夫到底是 怎么 回事， 你给我说说， 今天碰上专家了，我想听听 你是 怎么 认为 的 。 我打开 随身 带 的包， 取出 一大叠资料，对这位 老者 说， “我一时也说不清， 你先读一下 这些 材料， 然后，你提问，我们讨论，说不定 你还有高论，我 可以带到年会 去给专家和教授们 去讨论呢。” 这老者笑了说， 你们 都是 这方面的专家，我说不上 什么，只是 有兴趣 想了解 一下， 现在形势变化 这么 快，我们 也要学习啊。他说完后，我拿起那本 我 看的书，朝他扬了扬， “这本书在 这次年会上也要 讨论， 有人还写了论文呢，你去的话， 他们 绝对把 你当 宝贝，你可以 说说，我们 中国的情况。真的， 他们 想请你来，都不知道 怎么 找到 你 。这本 书， 一直是 西方 研究 苏联 的 主要方向，写这书的人 为此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我的意思是 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你说 你已经 读过了，如果你 去 我们 的年会，一起讨论，那有多好啊。 ”   这老者沉默了一分钟，对我 说 ，我 是不可能 去参加 你们的讨论会， 不过，我 可 以说 点我知道 的事给你听。我告诉你啊，我 读完这本 书 时， 也 想了很多，但是没有 从像你们 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 来 思考。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也在 谈体制改革， 我们 这个 机构 也要 改革，我们 这个 单位的人现在是 越来 越少，规模也 越来 越小，我 再过几个月，最多一年 也要 退休了。 他说中国的情况和苏联不一样，但可以参考。哎，这老者说话真的是句句在理。我说这样吧，我先说一下我研究和感兴趣的课题，今年年初，也就是在二月份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被认为是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意义非同凡响。接着我介绍了苏共二十七大的情况，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苏共新的理论和新的路线方针。我说，西方舆论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改革成功，他将成为第二个列宁，这不仅是他和列宁有差不多的发型，而且也是出于苏联历史的转变关头。 在他前几任， 有的是想改革，但身体有病，有的是年老体弱，只能维持现状。现在出了这样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人物，一扫苏联政坛上勃列日涅夫时代留下的死气和暮气，人们视乎看到苏联正处在变化的前夜。 还有，最重要的是，八月底，他跑到海参威，发表了一个讲话，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认为举行中苏高级会谈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某些方面，他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 还有就是，在中苏边界的争议中，他认为两国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边界划分，应以河流的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的边界是在中国的岸边。我说，要知道，这俄国人吃进嘴巴里的东西，是从来不会吐出来的， 这次算是讲点道理。如果早是这样的话，珍宝岛就打不起来了， 因为珍宝岛在江心主航道中国的一侧。 我对他说这只是简单的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我们开会讨论，最多是给高层提供一些建议和理论依据。我说完了，看他还在像是思考的样子。 于是，又对他说，现在，我能不能问些我感兴趣的问题。 他说你想问什么？ 是不是问我们那里和这本书里是不是一样？ 我说先不谈这个， 就是问你的工作，你的那个单位，这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神秘和不敢去碰的话题。没有人公开谈论劳教劳改这个话题，也不知道你们这样单位到底在干些什么。你们那里的那些劳改农场到底有多少，里面的劳改的人有多少？都是些什么人？怎么进来的，还有 是不是比如在上海判了刑的人就往你们这里送，那你们到底是监狱还是劳改农场。判了劳改三年和判刑三年有何不同？ 那个警卫员大概觉得我胆子太大，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 他一声不响的坐在旁边看着我。听完我说，这老者笑了， 说你问的太多太快，我也是一下子回答不了的。他说这样吧，我先和你澄清一个观点，让你知道我们工作的性质。然后，我再和你说其他事。他说，我们那边有多少人在劳改农场，人多人少不是我们决定的，与我们没有关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怎么怎么，他们个人的遭遇，气要出在我们身上。比如， 你正在读得那本书，说苏联的劳改营制度。但是， 人不是我们抓的，也不是我们判的，进来多少和为什么会进来的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我们这里都满了，我连放一个人出去的权力都没有，如果我这里是空的，那我连去大街上抓一个小偷来关他三天的权力也没有。如果，他们一个都不送，也就没有我这里的劳改和服刑这回事，我们就只能关门。我们只是把送进来的人跟据刑期长短来决定怎么教育和改造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只是整个劳改或专政机关的一个部分， 就是最后落实的部分，没有被枪毙的都有可能被送来。现在， 不是要平反冤假错案，但这些冤假错案于我们无关，不是在我们这里产生的。我先告诉你，我接触过哪几类人， 他们为何被被送进来服刑的，那个三门峡水库知道吗，东北几个大的机械厂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