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岁前， 阿拉江南新村的江南小学门口， 也有一些老阿哥在那儿练拳击， 不过上海的洋奴思想十分严重， 大伙是不说“拳击”而是“巴克辛”的。那几位中友谊个事我同学的小叔叔， 一位是我同学的大哥哥， 也就十七八岁， 有的读中学有的还是社会青年。
小男孩看到这种还是蛮稀奇的， 不过打出血就有点吓人了。
好像真的打巴克辛的这几位老阿哥， 的确不太像“好人”， 穿花格子衬衫啥的， 哪怕家里比较穷没钱置办“行头”， 头发上搞点名堂是没什么花费所以“包头"也是有的。
里弄干部老阿姨见他们不顺眼得很， 58年江西开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到上海招生， 哎， 立马送了几个去，这是真的。
后来逮到了机会， 又弄去或白茅岭劳改或大丰农场劳教， 大丰是后来现任副主席李源潮去的时候才变成知青农场的（突然一想， 好久没此人的消息了？）。--转载者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法租界，大都是仿法式住宅。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是比利时房屋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着书，却坐不住，是个特别顽皮好动的孩子，后来进了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大学生，叫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个五六岁。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把他称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就在他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初入拳坛
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和虹口体育场一带。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传入上海，在租界地区流行。那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了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青年会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举办拳击训练班，还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到青年会，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长进飞快。
余吉利拳王诞生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5月27日，上海解放。19岁的余吉利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拳击爱好中，基督教青年会仍然是拳击运动的中心，其中的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的中国拳王周士彬担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经成了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的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着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了拳击比赛，有十几家学校和团体的40多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余吉利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成绩，只简单地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的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体育运动的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样的变化，只要能继续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马厅，成立了足球队，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这样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的照片。就是这只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亲去世。不久，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原来，当时的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地穿上了军装。
五十多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文字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是全国运动会的前身。运动大会上，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的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的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余吉利人生突变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1961年8月30日，由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他的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已经成了家，妻子曾是篮球运动员，也在中学教体育，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谁也没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自己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的回答很简单。他说，“那时候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是靠着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和老娘都能日子好过些。”不用细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不是票的问题，是持续三年的饥荒。余吉利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也是正常。
余吉利是个天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人，数年体育兵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发生太大改变。回到上海，他回到原来的朋友圈子，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圈子里，自然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个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在他们眼中，那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现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这时，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此传言不虚。当时，大量乡村断粮，村民有性命之虞，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个无法抵挡的诱惑。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人数不过五十来人。1961年7月，在饥荒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广东出现大批人员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传播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
在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但很快一行人等就全被捕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到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的时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他承认是想去香港，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这希望还是落了空。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被大卡车送往安徽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劳教农场。
余吉利万念俱灰
上海市白茅岭劳教农场建于1956年3月，最初为上海游民残老、流浪儿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在一片混乱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在余吉利当年的“难友”李梧龄的回忆录中，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大跃进的年代，不仅是工农业刮着浮夸风，教育体育无不拖入其中，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们苦苦等候着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77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
余吉利重拾尊严
惟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1976年“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了。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始建于1910年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其前身精武体操会）借着“拨乱反正”的东风，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国家恢复拳击运动是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精武会却率自先行。精武会仍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个拳王的尊严。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上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这时，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自己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一个历史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