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坚：评方励之先生
1987年的时候，我对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非常反感，就像反感1983年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和紧随其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样。（我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竟然因为留长发和在寝室贴了一张提香的裸女画像，而受到学校“严重警告”的处分）。如此，我对当时自由主义的三位主要代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都是非常的佩服。于刘宾雁，我知道他是接近于他所写《第二种忠诚》思想的人物，所以有些微词。于王若望，我当时总还是对他有些不够深入了解。唯有于方励之，我之前听过他的演讲录音带，了解他在科大时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和87学潮的关系，因此我对他更是心仪已久，敬佩有加的。
正因为如此，在风起云涌的1989年，5月17日，由我率领的四、五十人，正是制作和扛着一面“倒邓拥方--湖南各界请愿团”（“倒邓拥方”即“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的大旗进京的。我一门心思的想着能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方励之。可没意料到的是，我们下了北京火车站，一路高呼着“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可是还没等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就遇到好几拨北京的学生，说我们的口号有些偏激，建议我们取消。我们有些不得已，一商量，也就取消了我们的口号。最后，也就是到我们砸毛像的5月23日为止，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不仅没见到我们一心想拥护的方励之，反而被我们一心想打倒的邓小平给彻底打倒了。
1989年5月的北京，确实是万众瞩目，举世聚焦。当时，像我们一样的人是希望方励之先生能够站出来的。或许，更多的人是希望赵紫阳能够站出来的。我们甚至在5月21日上过纪念碑，建议“北高联”自组政府。可是，期盼者一直在期盼，被期盼者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方先生呢，是宁愿选择钻进美国大使馆做缩头乌龟，也不愿上天安门做可能被杀头的领袖！赵先生呢，到最后倒是被人逼出来了，他竟老着脸皮的劝学生们投降和放弃，其意就是，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就这样，等到六四凌晨一声枪响，天安门学生竟作鸟兽散！我一直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对这一无比耻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更有甚者，这一行为后来竟被美其名曰“胜利大撤退”，而一些所谓的学生“领袖”，竟为此而邀名请功！
方励之是1989年的中共头号通缉犯，可惜的是，在随后的“方励之避难”事件中，唱主角的是邓小平，配角是布什，方却是成了任人摆布和利用的木偶。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关键时刻敢杀人、能杀人，也敢出丑的家伙，他处理此事的手法，可谓真正做到了是，“既当了婊子”——把方励之礼送与布什政府，“又立了牌坊”——实质性地改善了他当时很想改善而又很难改善的中美关系，而从全世界的一片制裁声中缓过气来。我还记得1990年的夏天和难友们聊天，湖南岳阳被判十年的樊立新就说：“到底我们的头是谁啊？方励之吗？为什么我们要坐大牢，人家却躺在大使馆睡大觉，还要被送到美国去啊？”
2009年4月吧，我还在曼谷申请政治避难，从《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方励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民主何时能实现？ ——纪念‘五四’九十年 》。此文写得实在是立论高远而且妙不可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感受：首先是瞠目结舌，接着是哈哈大笑，最后是通体舒泰。有感而发，本来我是很想写一篇《方励之先生的乐观和悲观》的文字的，可拖到现在，也没写成，大概以后也不会写了，权以此文代替好了。方先生在他的妙文中，写了他在1989年4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的一个预言。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然后，他又写道：“讲后，立刻有友人评道∶“老方，你这个估计，只是个一级近似吧。”我答∶“当然，一级近似可能也不到，算零级吧，所以误差都不能写。”
评方励之先生，就不能不评“六四”。“六四”虽然过去27年了，可有些话于我却是如鲠在喉，不能不说。1989年，我总算是九死一生，被判无期。现在看来，似乎判的很重，而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无异于是从阎王殿中捡回了一条小命。出狱后，看到太多民运人士的“六四”评价，却是让我唏嘘不已。有些评价几近于颠倒黑白，让我无法苟同，甚至让我因此而绝望于中国民运的前途。虽然人微言轻的我，深知无论过去现在，都无法改变中国民运的发展大势。但抱着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也不怕引起多大误会，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我以为，27年来，评价“六四”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很少有人指出：八九民运虽然波澜壮阔，但其中最绚亮的莫过于民眾奋起抗暴！相反，倒是有人对抗暴民众视而不见，甚或污言相加。我相信，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只能是注定永远没有自由民主希望的民族。那些在枪响以后，不惜以自己血肉之躯反抗暴政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从任何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是死得其所的。他们的死，让独裁者发抖，也让我们生者羞愧。第二个误区是，明明学生从来就没有激进，后来慢慢却被说成是学生激进了，或者至少是部分学生激进了。明明从四二二开始，学生们就是“跪着造反”，甚至从五二零戒严，一直到六三晚上，学生们都是在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而犹豫不决。什么“六四”运动中“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说法，简直是在为暴政背书！可以说，正是当时民众和学生的软弱和犹豫，成全了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名誉扫地的邓小平，要在全党全国重新“杀人立威”的想法。
方先生现在已经逝世了。我也知道，我对方先生的评价，未免有“苛求于古人”的味道。但1989年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次空前绝后的绝妙机会，与之失之交臂，实在太让人扼腕叹息，伤心不已！不管怎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似乎注定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内部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共政权恐怕都能维持下去。这个时间甚至可能超过现在最保守的估计。
2016、3、28 于Indianapol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