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爷揉揉眼睛，喝了口茶：你奶奶和你爷爷婚前几乎没有感情基础，完全是组织撮合的。当时你奶奶有十几年党龄，为革命出生入死作过贡献，大小又是个领导干部，所以组织部很重视，当成一项任务派人定期完成。你奶奶呢，模样不难看，三十出头，有成熟女人的独特魅力，那会儿这么大年龄没结婚特别少见。中国社会你也知道，人们对别人的私事爱津津乐道，你奶奶自然招来许多闲话，社会舆论压力很大。她虽然是个工作狂，也有自立于世的勇气，但是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的影响。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不少，介绍的有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可她完全没兴趣。有一个副局长敬佩她被捕后英勇不屈，追她追得很勤，不管你奶奶怎样对他不冷不热，每到周末就来约会，直到你奶奶和你爷爷要结婚了才不再来了。要说你爷爷和你奶奶还是有点渊源，他很早就受组织派遣打入军统，成为军统河北站的一个负责人。四七年你奶奶被保密局逮捕，才关了一个多月就被释放，除了孙博野有一块华北剿总上将高级参议的牌子外，你爷爷也起了作用。但是我不喜欢你爷爷，他在老家有老婆孩子，虽说离婚了，可让人觉得别扭，毕竟你奶奶还没结过婚。组织上大概就是考虑到他们之间的渊源，容易产生好感，才要把他们介绍到一起。后来你奶奶觉得不合适，让我去转告你爷爷今后不再来往。我一听高兴坏了，兴冲冲跑去通知。我以为这事就这样算了，没想到你爷爷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让组织出面帮他调解。你奶奶最相信组织，很快便告诉我她要结婚了。我失望得真想和她吵一架，但是一看你奶奶那张蕴含悲情的脸，什么也说不出口了。结婚前一天，她躲到我房里哭了一晚上。我心疼老姐，却又无法可想，只觉得婚后她不会幸福。果然，婚后两人把吵架当成了家常便饭。你爷爷嫌你奶奶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老是吃食堂；你奶奶抱怨你爷爷不关心她，生你姑姑时连到医院看一眼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影响他们心情的原因一是性格不合，二是运动不断。由于他俩的特殊经历，每次运动来临，都要重新审查一次，而且结论一次比一次糟，搁谁谁受得了！在单位不能说，只有回家关上门找茬吵架，抒发一下胸中的苦闷。就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久，没几年，反右过后，党内反右倾，你奶奶被内定为“中右”。这个定性别说你奶奶想不通，凡认识她的人无不觉得是错误的。你奶奶一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党叫干啥就干啥，唯恐落后。反右时一开始就看不惯知识分子批评党，认为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江山，你们捡现成的还有意见，所以批判右派分子十分积极。要说给她定个“中左”，恐怕还嫌偏右，怎么定成“中右”了？后来知道，上级领导是从历史上看的，年轻时就投靠反共老手孙博野，稍后又为日本人所用，现在则与军统特务结为夫妇。原来一位在押军统特务交待曾与你爷爷一起枪毙过共产党员，这种事情如何说得清。为了执行组织要求潜伏，不可轻易暴露的指示，难保被迫做些违心事。即使没有，也十分可疑，何况还有人指证。于是你爷爷便被拘留审查了。大概你奶奶接受了五三年审干的教训，这次对你爷爷的事不辩不争，完全服从组织处理，而且坚决离婚，断绝了关系。她的婚姻，成也组织，毁也组织，唉！你奶奶是个要强的人，没有屈服过任何一种力量，孙博野、日本人、国民党都压不垮她，唯独在共产党面前她就像被施了魔咒，完全变了一种人，无思想、无意志、俯首帖耳、任凭宰割。别说共产党没有把她当人看，就是自己也未必把自己当人看，而且认为是天经地义。当什么看，工具嘛。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工具在好使的时候会狠用一阵，用过了自然丢到一旁。我要是老姐一定会后悔。
薛理智哽咽着说：林姨去世，我正动手术，没有去送她，没有向她致以最后的敬礼，是我的一大遗憾。说起来她是我家两代的恩人。我父亲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专攻国际法。回国后，赶上日本侵华，无人雇用他。后来藤井招揽人才，请他作翻译。最初我父亲不想去，怕担上汉奸臭名。但是由于没有工作，一家人生计无着，只好咬牙进了情报室，心里抱定只翻译，别的事情一概不参与。你奶奶到情报室后，我父亲很瞧不起她，认为她是出卖灵魂的那种人。时间长了，发觉你奶奶在人格上是无懈可击的，平日不苟言笑，从未听她出过坏点子，作过坏事。还听到一些怀疑她的日本人说起她被捕时顽强不屈的故事，本能地感觉你奶奶和自己一样，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式人物。有一次，宪兵队送来两个穿长衫的年轻人，怀疑他们是抗日分子，让情报室辨别身分。在审问中，两个人露出了一些破绽，我父亲翻译时全掩饰过去了。当时除了日本人外，只有你奶奶一个中国人在场。如果她揭露出来，我父亲就完蛋了。但她力主那两人是光知混饭吃，没有思想的穷书生，挤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赶紧撵走算了。日本人见口供毫无用处，便放了他们。解放后，我父亲在北京见过其中一位，担任某部局长。说起当年由组织委派路经保定时被捕，幸亏我父亲和你奶奶保护，才得以安全脱身。由此我父亲和你奶奶都心照不宣，明白彼此的立场，以后多次合作获取情报。你奶奶经冀中城工部批准，把我父亲发展成党的地下工作者。我父亲对此非常感激，常说是林大姐领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我父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经常给中央首长讲国际法。五五年因病逝世，董必武亲自批准为革命烈士。本来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到六四年，我高中毕业，组织要保送我出国留学时，有传言我父亲是汉奸。于是不但留学的事情吹了，甚至连国内大学也不敢接收我。我找到你奶奶请她作证，她老人家真是热心，不光写证明信，还亲自带我去了好几个部门。当有的单位推辞，说事出有因，需要仔细研究，你奶奶生气了，说当初我们革命，作地下工作时，只怕人少，想方设法吸收别人，壮大自己队伍；现在你们只嫌人多，千方百计挑毛病，把人从革命队伍中踢出去。这是哪家的道理！我听了后，感动地哭了。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记得一清二楚。要不是你奶奶作证，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出面，我很可能上不了大学。但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得到幸福安宁。
谢师傅频频交替握着骨节粗大的左右手，有点拘谨地：你奶奶是我认识的最正统的共产党员。她刚来时，党校就传说她资格老，解放初是市政府有名的两大女将之一。要不是犯了错误，绝不可能发到这儿来。我从五三年到党校，一直烧锅炉。你奶奶每天都来打开水，没有一点架子，见了我总爱问寒问暖的，特别亲切。一来二去，我就自然把她当作大姐，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三年灾害那会儿，家里人口多，连粮食都不够吃，更别说啥营养了。我全身浮肿，用手一按一个坑。用锹铲煤，稍一低头就晕，走路脚下没根，老打晃儿。你奶奶月月把给她发的票，不是肉票就是点心票、糖票送给我，结果我好了，她的脸却肿得赛脸盆。后来我的孩子大了，老婆又有病，开销也大了，我那俩钱三号开支，左省右省，老到不了月底。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向单位借。我知道你奶奶特烦向组织伸手的人，所以没敢告诉她。可是你奶奶不知从哪儿听说了，拿来三十元，跟我说以后有困难跟她说，别麻烦组织。大家是革命同志，应该互相帮助。以后经常接济个二三十块，我都记在本子上，想着有朝一日有钱了还给你奶奶。你奶奶从没跟我提还钱的事，一个字也没提过，可是，我惭愧呀，直到你奶奶过世，我都没有能力还上那一千七百八十块钱。听到你奶奶走了，我去你家吊唁，才知道她从未跟家里人说过借钱给我的事，据说她还借给别的生活困难的人不少钱，都没要过。也是这次我在你家才知道，你奶奶一辈子苦着自己，连床缎子被都没盖过。她心里只有别人，根本没有自己。现在哪儿还有这样的人呐！我后悔，后悔不该拖累她，让这么好的人吃苦受难，老天瞎了眼，太不公啦！
史玄德沉思了一会儿，一板一眼地说：你奶奶是个复杂的矛盾混合体，她的生活作风令人钦佩，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如今还有几人堪望其项背！然而，她的政治思想倾向我是不敢苟同，坦白地说，她是个标准的极左人物。不错，她对普通工农群众亲密无间，关心备至。可对我们知识分子抱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偏见，如果你的出身再不好，那就真像是寒冬一样冷酷无情。当年我们对她是敬而远之，不愿意也不敢跟她倾心交谈。我出生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家庭，年轻时向往革命，考入人大学政治经济学，五五年毕业后到党校工作。当时我已把《资本论》看过三遍，光笔记就有十几本。无论是开会讨论，还是课堂讲授，我都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是你奶奶却经常批评我，说我是“墙头芦苇”“山间竹笋”，是小资产阶级爱出风头的表现。对我的入党申请，她百般阻挠，理由是我穿皮鞋，抹头油，路过垃圾堆和厕所常用手绢捂鼻子；吃细粮狼吞虎咽，吃粗粮填鸭硬灌；见了工农群众，眼珠上翻；看到当官的，便前襟长，后襟短。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深深印在头脑里，在战争年代不是叛徒，也是怕死鬼。结果，党入不成，五七年还差点打成右派。
夏一平犹豫了一阵，拿起茶杯喝了两口，然后放下杯子说：有件事埋在我心里几十年了，因为是推测，证据不足，跟什么人都没说过。我想你大概会感兴趣。你知道那位书记为什么在你奶奶的档案上批了“此人不得重用”吗？一般人认为是由于你奶奶的历史问题不清楚，如果真是这样，我倒要敬重他了。可是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原因绝非堂而皇之：其一、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老百姓天天挨饿，吃不到蔬菜却面带菜色。就连有特殊供应的干部浑身浮肿的也不在少数，别说什么营养啦，想吃顿饱饭都不容易。可是少数大官竟然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其中就有那位书记大人，不知是他授意，还是底下人拍马屁，反正有一群人专门跑郊县收购桑葚、蜂王浆，为他炮制延年益寿的“桑葚膏”。经过反右运动，很少有人敢给领导提意见。但是你奶奶直接写信给那位书记，直言在全国如此困难时期，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与人民大众同甘苦共患难，反而效法秦始皇等封建皇帝大搞长生不老的“丹药”，真是连国民党的冯玉祥、孙博野也不如。共产党整天喊着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批评别人可以，自我批评，开玩笑，有几个具如此雅量。于是，有其一，便有其二：那人原本认识你奶奶，这次理所当然的调来了档案，要看看究竟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后来我听人说，那人看了档案，生气地敲着桌子说：一个跟孙博野有这样深厚历史关系的人，尤其是孙博野的心腹基干，怎么能混入我党？怪不得拼命宣扬孙博野！孙博野是什么东西，摧残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为其张目，攻击领导，居心何在？本来是要严办的，但有几个领导熟悉你奶奶，便介绍了她在破获孙博野反革命案中的功劳，为她说了情，才有了那个批语和内部掌控的“中右”的定性。
再往更早说，四九年占领南京后，康生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请示应如何处置。毛当时批示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可是从以后的情况看，全国是照此执行了的。你说，文革时能怪我吗？
几个月后，我在网上随意浏览时，看到一条资料：二九年，孙博野任北平警备司令时，曾抓捕了那位书记，但不久即交保释放。
父亲说，四三年华北党组织整风，解放初审干都是由那位书记主持的。
有多少事情是在革命口号掩盖下的个人恩怨，谁说得清。
我仰天长叹，真实果然是丑陋不堪！几个拿不到台面上的理由，便可以毁掉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