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奶奶坐在轮椅里，枯槁的脸上几乎没有肉，光是皮，也因此没有任何表情。她的眼睛总是闭着，偶尔睁开，你会感到有一束光芒放射出来，不难想象，年轻时那双眼睛一定又明又亮，很美，很迷人。她百岁高龄，说话很慢，但是思维依然敏捷：人呐，活到我这个年纪，都要归于平淡。有大彻大悟的平淡，有浑浑噩噩的平淡，我属于半醒半睡的平淡。年轻时容易激进，小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我是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二七年入党的。后来我的一条罪名是“投机革命”，这是高抬我了，那时刚刚二十岁的我哪有如此老谋深算的心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后，天天面对的是鲜血、尸体、白色恐怖，革命前途一片黑暗。如果要投机，应该转投国民党才对。但我也不是由于革命思想坚定，而是我的爱人在共产党，我要和他生死在一起，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对我来说是“爱屋及乌”。转入地下后，我们都在省委工作，他是宣传部长，我是秘书。你知道吗，当外部压力极大的时候，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贴关怀才是最真挚的，它能在最大程度上缓解放松紧绷的神经。那是非常宝贵的感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那段经历，我永远都忘不掉。不到一年，我们为叛徒出卖被捕了。他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把所有的事情全扛了去，说我只是不懂事的保姆。结果，他被杀害，我被释放。出狱后，我没有害怕，只有仇恨。我千方百计找到组织，全身心投入工作，要向国民党讨还血债。不久，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有学问，有思想，读过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理论水平很高。如果光是这一点还不足以吸引我，让我倾心的是他和我有许多共同点：他的爱人在四·一二中牺牲了，他没有被吓倒，冒着危险，不怕牺牲，四处奔走呼号，常常白天黑夜连轴转，写宣传小册子，到处散发。为了掩护，我们扮成假夫妻，时间长了，便弄假成真。他写稿，我油印，他散发，我放哨。我们在一起很少谈情说爱，除了工作、时局、革命前途，没有别的话题。那时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不仅接受其领导，还将思维模式也转换成第三国际式，其实也就是斯大林的思想。由于他和刘仁静、郑超麟等人来往多些，便被指为“托派”骨干，遭开除出党的处分。那时，我年轻，绝对相信组织，虽然心中有许多疑惑，但仍然与他分手，断绝了关系。我想我能够离开任何人，然而绝不能离开组织，这是我在世上的唯一依靠。以后我被调到北方，在河北省委担任妇女部长。有一次在天津开会，走漏了风声，突然被特务包围。我把文件放到嘴里嚼烂，咽进肚里，保全了党的机密。这次被捕关押时间较长，直到抗战爆发，才被组织营救出狱。我来到延安，最初，心里真痛快呀！这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我们自己的天地，自由自在的世界，再也不用东躲西藏，提心吊胆，随时准备被捕牺牲。没想到，一个整风运动又把我整进了监狱，而且是共产党------那个我为之拼命跟随了十几年的党------的监狱。当时那些起劲整人的人绝没有想到，以后他们会被人整得更惨。唉，我们那辈人里没有没挨过整的，也没有没整过人的。他们怀疑我第一次被捕有叛变行为，否则为什么别人死了，我却得到释放？他们说你丈夫是“托派”，你怎么能干净？更荒谬的是，他们认为在第二次被捕时，我销毁了机密文件，在国民党特务眼里应是罪不可赦，怎么才判了短短五年？是不是私下有什么交易？当我坚决否认后，他们居然动大刑，吊起来抽打。我大骂他们和国民党没什么两样，是共产党内的恶霸。和我关在一起的有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他们说，这算什么，文明多了，当年抓“AB团”那会儿，什么刑没用过，凡是历史上有的，全上，什么棒打、鞭抽、钉竹签、割大筋、滚钉板、刺奶头、烧阴户，听听就让人不寒而栗。我的天呐，这是共产党吗，简直就是封建酷吏、军统特务、日本法西斯！有个抓人打人最凶的家伙，长征中掉到金沙江里，看见的人都把脸扭开，故意装作没看见，无一人去救。后来，毛泽东出面给大家鞠躬道歉，我感动得放声大哭，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后，别人是升官发财，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呢，正相反，恶运当头。每次运动我都会被揪出来示众，罪名也不断增加，先是托派、叛徒、特务，后来添上右派、流氓、破鞋、老机会主义者、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等等，虱子多了不咬，我都不在乎了。我儿子一直埋怨，嫌我连累了他，文革中与我脱离了关系。我的第三个丈夫也算是个老革命了，可是毫无气节。文革中为了撇清自己，揭发了我在家中的言行。后来我和他离婚了。不过有一点我感谢他，因为我有机会在监狱里认识你奶奶。你奶奶是个糊里糊涂的好人，满脑子封建士大夫的愚忠愚敬思想。我们关在山西，别看监狱很普通，是个县里的监狱，可关了不少龙啊、虎哇、蛇呀、鼠的。有流氓、地痞、妓女、小偷，有国民党军官、县党部主任、警察厅长，其中有一个孙博野的侄子，他看见你奶奶先是一愣，接着狠狠地说，真是报应！然后大笑道：天道循环，天道循环。把你奶奶气得要命，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竟然和被我送进监狱的人关在一起，真是好赖不分，人妖颠倒。她要求换个地方，监狱头头说，呸，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比他更坏。他是公开的敌人，你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敌人。一连几天，你奶奶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她想不通啊。狱中也有不少我们这样的人，除了我和你奶奶，还有一位将军，一位左联的作家，一个三十年代入党的和尚，一个公安局的处长，那也是你奶奶的熟人，解放战争初作过她的通信员。那时，你奶奶身体结实，每天做操锻炼，说她没有问题，将来党会放她出去。所以要保持个好身体，还能为党多做些工作。她很尊重我，经常帮我洗衣服，拆被子，缝缝补补的。我病了，她就坐在床头，喂我喝水、吃药、吃饭，背我上卫生室，上厕所。那可真是难友哇！有个刑事犯问，你俩看着像姐妹，可口音全不一样。你奶奶说，你看得不错，我们是姐妹。把那人羡慕得不得了。我和你奶奶有时也争论，比如党内斗争的性质问题，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争论最多的，是信任的互动问题。我认为如果不是互相彼此信任，只是单方面的，那就是愚蠢。你奶奶则认为不管别人怎样看她，如何冤屈她，都不会改变她的忠诚，此心可表天日。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总是认为自己是党员，对狱中不合理的现象经常批评抗争。可是无人买她的账，不仅不改进，反而说她是最不老实的犯人，几次把她关进单人牢房，穿上充气服折磨她。就这样，只要有机会，她还是要批评抗争。她的勇敢，她的执著，是由坚定的信念支持着。有人笑她傻，笑她痴，有人笑她疯，笑她颠，我看着她却想哭。我虽然不同意她的一些看法，但是我钦佩她。她出狱比我早，我坐了八年，她是六年。刚开始，她的结论还留着尾巴。可是她却为我的平反四处奔走，整整两年呐！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实心实意帮助我的人。出狱后，我和你奶奶每年总要聚上两三次。她永远是那么热情，总是为别人着想，处处维护共产党。不过，在最后几年，我发现她有了一点变化。以前我说一些看法，她老爱跟我争。以后逐渐减少，光听不说，后来变成点头赞同。如今，她不在了，真想她。好在要不了多久，我又可以和她见面了。一辈子有个真正的朋友不容易，她是我的真正的朋友。闺女呀，记住我老人家的话，千万别搞政治，别沾政党，那是个臭泥潭，好人下去，不被淹死也要沾上一身臭气。
陶奶奶翻出一个鞋盒子，抱着说：这里有我和你奶奶共同拥有的一件背心，它是你奶奶在狱中拆了两件破得不能再破的衬衣缝的，作为我们俩人轮流替换穿用。你奶奶出狱后给我送来了新背心，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件。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件糟朽的、补丁摞补丁、许多块布拼缀成的百纳衫。我忍不住抱着盒子痛哭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