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还有剩余价值吗?(升级版)

"五四”运动还有剩余价值吗?(升级版)

——破解《党校教员谈“五四”的剩余价值》说

   国共两党纠结焦点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国共两党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没有处理好内政问题,都想独揽大权,尤其以国民党为主力军在主战场上奋勇顽抗、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而最后去的抗日胜利之后,就不该与共产党打内战,而是握手言和,两党协商如何治理国家,是两党轮流还是多党竞选?完全可以坐下来谈。虽然有重庆和平谈判一说,但并不是国共两党自发的情愿的,而是美国和苏联促成的。这里不妨引用官方文件一段话:“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基于全球战略和出于重新安排东亚政治格局的考虑,,希望把中国国民政府扶持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使中国在战后成为稳定东亚秩序的主要力量,因而在不断给予国民政府各种支持的同时,却也不愿中国重启内战。而苏联,虽然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但为了维护通过雅尔塔协定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获得的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利益,不得不两度对美国表示仅仅支持国民党。”(引自2011年人民出版社《党史细节131页)

  美苏虽然都出自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维,但让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言归于好、和平统一的愿望不容否定。但外因大于主因,内因未能起主导作用,导致中国民主政治昙花一现。第一次丧失了民主宪政历史机遇。也就是说,执政的国民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宁肯亡党亡国也不肯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结果真的亡了党、亡了国,至少在大陆。

  但是共产党以共产和民主号召力,吸引了大批想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千百万工农大众,以摧枯拉朽气势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台湾小岛上去了。尔后建立了新中国(改了国号是大错,开窝里斗篡改国名先例并不光彩,而且给台湾败将政权与大陆切割制造了借口)之后,也没有再把蒋介石请回大陆共商民主宪政的胸怀。不请蒋介石回来也罢,那么大陆毕竟还有诸多民主党派,也可以在大陆先实行民主宪政嘛。谁会想到:共产党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跟其他被马列化的红色政权国家野马一样,都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朝乌托邦的幻境陷阱一路狂奔,后又在窝里斗的邪路上一路狂奔,历时更久,危害极其深远。最终都撞到了南墙。

  后毛党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得不走回头路。而富人,正是毛党时代打倒的对象。毛党和后毛党既然都叫中国共产党,那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着马列旗号完成了封建王朝的轮回。但是后毛党毕竟利用改革开放,引进了国际资本和先进的科学、管理等技术,发展了最劣等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还外加上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权贵资本主义”,似乎比毛党 "社会封建主义“进了一小步,不再饿死人了嘛。而且开始摆脱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小农经济,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这是后毛党时代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进步。

  但是,新中国,由于暴力治国,腐败治国,导致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冤魂为代价,代价太大,弯路走得太长太久。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最大不幸和悲剧是从1945年抗击日本外敌入侵胜利之后,内战和不断的窝里斗开始的。

  上边一段话是笔者在《党校教员谈“五四”的剩余价值》一文中的留言,现作了补充和修正。因为随手粘来即兴而为,免不了意犹未尽之感,尚有余兴,愿再加补充一二。

“五四”运动真相辨析

  有多少人知道五四运动真相?笔者年趋耄耋,赶上互联网时代,才对当代史、尤其党史真相,包括“五四”运动真相开始略有所知。

《党校教员谈“五四”的剩余价值》(详见2015年5月29日新浪党史 作者刘晨光)一文大谈特谈“五四”运动,既有文化问题又有政治问题,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谈了半天,回避了要害问题,回避了政治上的要害问题。要么用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取代新文化底蕴,要么把文化作为政治上的一块遮羞布。

  据知,作者借《五四新文化运动》泛指1915_1923年,距今100周年之际来写这篇文章。而侧重点放在“(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及现代中国革命的批判性反思由来已久,但在新形势下发起的新一轮‘攻势’,绝不仅仅是历史争鸣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不妨就沿着作者这个侧重点走下去。

  对“五四”的批判性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这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本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旨在打破封建文化藩篱的束缚,唤起个体自觉与个性自由,但“五四”打断了这一进程,使其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作为启蒙主体的“个人”被“民族”给淹没了。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以“五四”为界线,把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截成两段,肯定“五四”前一段,否定“五四”后一段。究其实质,就是把“五四”分为两个,一个是“文化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

  看到作者这一段话,笔者就不必看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的全文了。因为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更因为首先是共产党将将“五四运动”完全政治化、革命化。共产党恰恰用政治化和革命化取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含义,并不是谁谁把新文化运动截成两段。

  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者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之章,取其政治之意和革命之意。这种“断章取意”在特殊时间段,尤其外敌压境时可以变成救亡的主旋律,既不宜、一般人也不敢说三道四,什么启蒙含义呀,文化含义呀,都可以在所不计。

按说,这种特殊时间段过去之后。已经被中断的启蒙课、文化课应该补一补吧?但是这一课不仅没有补,反而向启蒙的反面越走越远。想想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文革不分青红皂白破四旧,毁掉教育、批判打击排斥直至淘汰知识分子(御用者除外),不仅摧毁历史的物质文化,还摧毁制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生产者,甚至还挖历史名人的祖坟,难道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吗?

  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后来成为共产党要人和喉舌,根本不再提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提五四运动,并将五四运动以后成为共产党的那些人视为主导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作为觉醒了的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详见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1334页“五四运动”词条最后一段),无限夸大五四的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并将五四运动美化成诞生共产党的革命的摇篮,早已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启蒙和创造新文化含义釜底抽薪。字典也好,文章也好,只字不提中共是早在1920年由苏共领导的共产国际策划督促下筹备而成立并一直受到苏共控制的历史事实,并且绝对回避第一任中共总头陈独秀想摆脱苏共控制而被淘汰的历史事实。

“五四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始版

网上有关五四运动词条提到:“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5]”,没有留下惨案一说,到底镇压屠杀了多少学生,毫无记载。难道共产党至今替北洋政府保密?那可能吗?学生中有暴徒火烧政府高官赵家楼,还拳打脚踢高官遍体鳞伤脑震荡。派来的警察袖手旁观,说上边要求警察必须文明对待游行学生,结果连打人放火的暴徒也给放跑了。国防军司令闻讯气得要派军队进京吓唬一下学生,结果被制止。原来是北洋政府心慈手软,不仅绝不动用国防军来镇压和屠杀学生运动,连维持秩序的警察竟然赤手空拳,才成就了后来的共产党的先驱骨干势力。

  实际上五四运动是一次很可悲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文革的原始版。据有关史料披露:1914年,日本通知北洋政府要攻打德国租借地青岛,北洋政府以为日本近邻要帮助中国把远邻德国赶走是好事。以为日本是仁义之师,打跑德国,自己也滚回日本。哪知打跑了德国,日本赖在青岛不走了,而且盘踞了山东。北洋政府这时才知上当,又谴责又抗议。当然打不过日本,真打有没实力,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嘴皮强硬的袁世凯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砍掉了七条,不得不于1915年签了十四条,统称《民四条约》,变成合法占领青岛、经营青岛。

  四年后,即1919年,一战结束,在巴黎召开和会,解决处理德国问题,中国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收回青岛,要求和会支持。和会得知日占青岛与中国有协议,英美等国都不支持中国要求。最后中国代表甚至提出给日本补偿用于打德国的军费,与会国也不支持。中国得知这一不利消息,只有无奈和悲叹,不得不密电中国代表,实在没法,那就只好签署《凡尔赛和约》。了。

  没想到这个密电给国内存心不良的人,即身在北京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与一亲日高官有过节),捅到北京一家主流之一的晨报上,5月2日见报。呐喊道:“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听到这样蛊惑人心的口号,民众最容易被愤青们煽动起来,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痞子式的打砸抢、杀人放火行为便扭曲了正义呼声。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三位亲日高官被免职了,但青岛照样还在日本手里。被打被砸被抢被烧的对象和人只能认倒霉了。青岛明明已经在日本手中四年了,此时林长民和媒体却煽动说“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这岂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请看五四运动的具体历史真相:“1919年5月4日当天上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海淀区马神庙出发,参加五四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苦口婆心地劝阻同学们。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张国焘这时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 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

 

  “很快,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门口。有一个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曹家的一个Y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了这块石头。(事后,那Y环疼痛了好些日子。)”(引自《自五四运动的真面目》)注意:无法无天的学生冲到高官家门口,用大石头砸人,这是五四学生运动的最初武斗证据。

 

  “这些丧失了人性的学生,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而且端起石头狠砸曹家瘫痪的无辜老人。其丧心病狂之程度,令人发指。说时迟,那时快。愤怒的示威学生猛地冲进赵家楼、四处搜寻曹汝霖,没找到(曹汝霖躲在衣柜里)。”(引自同上)注意:冲进赵家楼,私闯民宅,冲破了政府的封条,已经冲破法律底线了。 “这时候,学生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卖国贼曹汝霖的家!(即:‘火烧赵家楼’事件。笔者注:放火罪,如果依照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可致死)”(引自同上)

注意:放火烧毁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家,这是什么性质?在官方没有任何镇压行为的情况下,别说烧高官的家,烧一个普通警察的家也是罪不可饶的。这是五四运动学生胡作非为的最大证据。据知曹汝霖为人:“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网上曹汝霖词条)

 “烟火一起,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倒霉了。学生放的火熏到了他。章宗祥被熏的难受、出于本能、没办法,只好冒死逃了出来。结果,他被学生们误认为是曹汝霖,学生们高喊:“他就是大汉奸曹汝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章宗祥被误认作曹汝霖、遭到了学生们激烈的围殴。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引自同上)注意:用铁棍砸高官脑袋,这是五四学生动用铁器武斗行凶的罪证。

 

  “连人家的脸蛋都还没辨认清楚呢,就动手打人了,这就是愤青的本性。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理智。人一旦失去理智,就与禽兽没有两样。”

“这个时候,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对行凶的学生们说:“我是他的朋友!你们要动手的话、就冲我来!”这群以“反日”为游行口号和宗旨的愤青学生们,竟然不敢对日本人动手。(引自同上)这就是被无限拔高的五四运动历史的具体真相,警察没有任何镇压,学生却无法无天。最终章宗祥还是被冲上来的日本朋友给保护下来,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则质问在一边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北洋的警察们由于有上面“、‘文明对待示威学生’的命令,纷纷扭头不理。”(引自同上)注意:五四运动时的政府和警察,在喜欢镇压学生运动的当政者看来,多么手软心慈、多么无能啊!?

 

  “幸好,这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吴炳湘及时赶来,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动手打人、放火积极的学生,往往体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行凶积极分子被抓到的,没有几个。”(引自同上)

看到这里,难怪“(北洋国军)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

  “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大惊,立即发表异议,说:“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北京市公安局长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动用国防军队?!段芝贵竟敢出兵镇压学生!妈的,老子我不管了!’”(引自同上)

  显然,民国政府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远远超越当时民主社会,令西方民主社会望尘莫及。学生搞起无法无天的运动,警察看热闹、政府不仅不敢动用国防军镇压,还让警察赤手空拳维持秩序,应该为共产党所不齿。所以民国政府垮台活该!【以上史料,出自(台湾版,传记文学出版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95-199页。(笔者注:大陆版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具体相关页数不详,请读者自行翻找)】

 

  “事后,有部分参与打人、放火的学生被逮捕,包括张国焘在内。(参张国焘《我的回忆》)”真相一文最后提到,青岛问题的解决,是美国出面帮了个大忙: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之下,日本软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美国这样做,就像后来苏联出兵东北性质一样,对己有利的情况下,施以援手。老实讲,对中国没有领土索求的美国,从清朝末年庚子赔款至今,远比赤俄大哥厚道些,后毛党向美国学习取经远比向赤俄多。因为对中国危害最深的是赤俄,而不是美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釜底抽薪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5年日本战败一年之后,新文化被釜底抽薪的五四运动,就演变成无需学生参加的打砸抢的土改运动,打掉几百万地、富、反等“阶级敌人”。新中国成立后,毛党在后期将五四运动继续演变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新的打砸抢的文化大革命,让学生冲锋陷阵,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登峰造极,又打掉几百万地富反坏右直到臭老九等九类分子为阶级敌人。

  作者好像比别人都清醒似的说什么,"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中国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之道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当时中国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外有帝国主义侵凌、内有封建势力结祸,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反帝反封建’,而‘五四’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旨趣就在于此。"

作者总是纠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而回避二战中实际上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请问:为什么不提1945年日本战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历史?而所谓‘五四’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正是二战期间,中华民国和共产党支持下所做的事情:"在第二世界大战中,日、意、德三国处于同中国敌对国状态,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惯例单方宣布废除中国与三国之间所有条约及特权,并没收日、意两国在华全部国有资产。”(引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郑克力的《抗日战争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文)

  “至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仍然保持不平等条约及诸项特权者仅余英美等国。”

“1943年废约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对这一事件我党曾给予极高评价。当时的《新华日报》如此评论,“签订了这两个条约,才把我国百年来在国际不平等的地位废除!”《解放日报》在评述废约的意义时指出,“百年来我国由于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之缔结而受到的桎梏,已一扫而空。”(引自同上)请注意:签订了这两个条约,才把我国百年来在国际不平等的地位废除!是在1943年完成的。回避或无视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别有用心了。

 

  “(三)1943年废约是两次国共合作的重大历史成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推动了20年代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等反帝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向往。第二次国共合作则完成了废约任务,同时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了抗战胜利。”(引自同上)这才是客观评价抗日战争和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应有的态度。而且还必须记住:早在1943年,就把一些不平等条约(除了与沙俄和苏联所签的不平等条约)给废了。为什么只字不提呢?

  再回到“五四”运动的剩余价值上来吧。从笔者指出的作者回避或只字不提的情节来看,笔者到要问一问:五四运动还有剩余价值吗?

  作者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在毛党时代,还有自发的学生运动吗(不得不承认,新中国把毛捧为神,连最爱学习、政治最敏感的学生们,头脑中都进驻了毛神?,他们只跟着毛神发动的运动指挥棒转)毛党发动了五六十次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哪一次是群众自发的?哪一次是学生自发的?哪一次运动没有整死或伤害更多的无辜者?哪一次运动不是悲剧?难道这些运动也都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剩余价值?

本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响彻云霄的名声到开国大典那一时刻达到登峰造极。而后,与人民愿望走向反面。随着一次次整人运动,“伟光正”名声开始在人民心目中式微,到反右、人民公社化、再到反右倾打倒彭德怀,名声越来越坏,直至文化大革命,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丑化、妖魔化、红魔化,集历史上反动、腐朽文化之大成。用个人被神化的淫威制造天下大乱,并打着反修防修旗号,以党魁名义用群众运动消灭异己,而最主要异己就是国家元首。接着又把革命元老级人物整得死去活来,并至死而不悟。共产党名声已经彻底被他摧毁。实际上毛党已经随毛之归西而殁。

  不错,在后毛党时代还真有过几次学生运动。请问:哪次学运没被镇压?最有名的一次学运(后演进民运)竟动用野战军和坦克进行清场。面对继续专制、继续剥夺人们的自由,面对恶劣的以官倒为代表的贪腐苗头,并要求官员财产透明化,想发挥"五四”运动剩余价值的天真的学生们,青年们,真像爱哭闹而又不听管教的孩子:我们就坐在(听说还有躺着的)天安门广场,夜不归宿,你们能打死我们?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想,坦克怎能从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孩子身上碾过! 而且被碾的学生都处在静坐静躺状态中,没有任何打砸抢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学生运动,却遭到史无前例的血腥。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到此彻底被摧毁。请问:“五四”运动还有剩余价值吗?!

精神绿洲 2015年7月10日初版搞,2016年5月4日修正扩充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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