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二十二：认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中国农村（下）
马喜岭的粮食最主要是红薯。它的产量高，管理较简单，如何栽种上级不管，也不用统购。精明的生产队干部把靠糖厂那几十亩最肥的河滩地，除了隔一两年换种花生或甘蔗外，都用来种红薯，好比是生产队的＂集体自留地＂。我们三餐的饭中，大约七成是红薯丝，三成米饭。红薯吃多了胃酸多，记忆中朱姆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就会蹲在门口，非常难受地吐口水，说心口疼。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十二指肠溃疡的典型症状。说来可怜，我这医学院的大学生，当时连这病都不懂。大队有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是邻村的复员军人。朱姆去看过，给了止痛片，吃了更痛。等到我后来进了惠阳专区医院实习，才知道胃溃疡不能服止痛片，赶紧写信给阿春千万别让她再吃了。赤脚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像我老婆只读了４年小学就回乡务农，１６岁被选去公社卫生所培训一年，懂了一点针灸常识、注射技术、几种常用中药西药草药，见过几种常见病，差点就要当大队赤脚医生了。幸亏恰好被州医院招工，不然真当＂医生＂了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故。
红薯丰收让生产队集体养得起猪，有专人饲养。农历除夕那天杀了４头，按规定也得卖同样重量的４头给国家。每个社员，包括我在内都分到一斤多猪肉（含内脏）。朱伯把肉腌起来，这一年中吃肉就靠它了。内脏新鲜炒吃，骨头煮汤，高高兴兴过了除夕夜。新年那天放假，干部宣布每家都要吃稀饭忆苦思甜。朱伯说解放前我家是全村最穷的，那时新年也吃干饭的么？管他的，照样煮红薯丝干饭。朱姆去侦察回来说：老头子呀,不行了，全得端饭到晒谷场唱歌跳舞后才能吃呢！朱伯想了想，把前晚剩下的猪骨汤全倒进干饭里去，看来和稀饭没啥区别。他给两个小孙子每人盛了一小碗，歪着脑袋问：＂好吃吗？＂两个小家伙连叫＂好吃！好吃！＂他们的妈急了：＂待会在晒谷场不准说好吃！知道不？＂
每家农户都有一本征购任务完成登记本。每年要交售若干只鸡，多少斤鸡蛋，等等。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才有资格购买配给的工业品，如煤油（马喜岭没电灯）、肥皂、菜籽油、土纸（当月经纸用的）等。假如自家有能力杀猪（朱伯家已养着一头小猪，准备阿春讨媳妇时杀的），要交售供销社一半。像我岳母家连鸡都养不起的，只好将我女朋友在医院工作每月省下带回家的几块钱交鸡和蛋的买卖差价（另一种＂完成任务＂的方式），同样也能买到工业品。女朋友还未被招工时，家里连煤油肥皂都买不起。
我刚到村子那些天，仲佳正在闹情绪。那年来了新政策：贯彻大寨式分配制度，先保证每家口粮、稻草，然后才就节余分红。仲佳两口子都是强劳动力，又没孩子，按理说分红会多点。但这大寨式分配制度一贯彻，很多贫困户同样分到相同的口粮、稻草，就倒欠队里的钱了。这种欠帐是永远无法还的，换句话说，仲佳两口子永远是债权户，永远拿不到钱。仲佳一气，怠起工来，在地里一抽烟半小时也不干活。其他农民见生产组长不动，也都乐得坐着聊天。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耽搁不小。我的观察，农民只要能偷懒，绝不卖力干活的。主要是劳力付出和回报的物质利益不挂钩。队里一百多劳动力，我一个人就算多干了，分到头上的微乎其微，谁愿当那傻瓜呢？这是农村贫穷最根本的原因。当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是暴力威胁。暴力威胁可以让人不敢做违法的事，但却不能总是让人干他不愿意做的事，尤其不能总是让众人干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必定失败的绝症，无药可医的。人民公社２２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在人民公社寿终正寝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回顾那时的农村政治和经济状况，我不禁叹息再三：以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都务农，以绝大部分的土地和劳力都从事粮食生产，置其他民生产品（如肉食、棉花、蔬菜、水果等）于不顾或极次要地位，以高压强迫农民牛马般劳作二十多年，以中国农民勤劳吃苦聪明的天性，仍然不能解决温饱这么基本的问题。还奢谈什么发展，奢谈什么进步，奢谈什么富强，奢谈什么解放全人类，奢谈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不是毛死后国家改弦易辙，改革开放，今天中国恐怕比北朝鲜还穷还落后哩！
每年春天清明节前后，杨村河里的鲤鱼会逆水游进小河沟里产卵。这和我们１０月初去洛矶山的亚当斯河看三文鱼回归相似。每家村民都有一个抓鱼的竹罩。朱伯分了家的大儿子有天早上开工时装作屙屎，到离田地一里来路的小河沟观察，果然发现一条大鱼。他偷偷回家取来竹罩,逮到那条十来斤的母鱼，但没见到公的。当天下午他老婆送来半条给朱姆。朱伯切了一块煎了大家吃，其余的腌了晾干。那几天晚上阿春带着我，打手电筒拿竹罩到小河里转悠，没见到大鱼，小的倒逮了一些。朱伯全煎来加菜了，是我那时一段愉快的回忆。
队里有４个广州市分来的知识青年，两男两女。来的时间不长，表现说不上积极，也说不上落后。有两个会写会画，正在编写村史和展览宣传栏。另两个下地干活。他们第一年的粮食和柴火是政府免费配给的，头年攒的工分作为第二年的分粮和分红的根据。他们肯定是不习惯，肯定是不安心（我才去半年都不安心），可你有什么办法？除非逃港。杨村离香港远一些，我后来去的惠阳县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知青没逃港，倒反让人看不起，所谓＂一人逃港，全家脱贫（光荣）＂；连干部、农民都盼他们早点走。一是不用再分那份口粮，二是可空下政府为知青安家盖的房子（每人由政府发４００元安家费给生产队盖的），三是干部大多私下收了他们的财物，乐得做份人情。这第三点很重要，即被抓回来的后路。有大队、生产队干部去领，等于＂无罪释放＂。我的同学兼同乡张上校，身为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为什么敢去屈蛇逃港（国家干部抓回来开除公职外，要判刑劳改的），就是因为他的堂哥在家乡当大队书记。万一被抓到了就自报是XX公社XX大队的农民（或知青），到时候堂哥接回来再逃一次就是了。那时没有身份证，边防逮到逃港客，只能凭他们自报籍贯和身份，遣送回原籍处理。我中学时代的好友伟少江铁了心破釜沉舟的，逃港前也不得不送了２００元人民币预先买通了揭阳收容所曹所长呢！请参阅：《我九死一生的游水逃港亡命记》。
隔朱伯家三间屋住着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是个五十来岁的寡妇，文盲，罪名是谋害毛主席。阿春说她出身倒是贫农，因为要挂蚊帐，钉钉子正好钉在毛主席左胸口心脏部位，情节特别严重，正式由上级批准戴上帽子的。那时在农村，出身和帽子都挺要命的。队里有个地主儿子，表现虽然很好，初中毕业，但像赤脚医生、民办老师、糖厂合同工那样需要文化知识的差事都没他的机会。我很同情他，但不敢公开表示。路上碰到了，客气地朝他一笑，他也就回报以点头会意。有天晚上开会，传达毛主席关于刘少奇女儿刘涛给毛写信表忠的批示；毛提出这些孩子不应笼统地称为＂黑帮子女＂，而应该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生产队干部现场发挥说：＂像我们队里的XXX（这位地主儿子）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像XX村的XXX就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家我问阿春：XX村的XXX怎么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阿春说：那个地主儿子不服从改造，去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在河滩上枪毙了。
每隔天晚上总要政治学习，读报纸或文件什么的。妇女照例不用参加。干部讲话东拉西扯的，还掺些黄色笑话。大家白天干活已经很累了，会上打磕睡的很普遍，有的甚至打起酣来。这时干部会把他摇醒：＂阿星仔，你的工分还要不要？＂大寨式工分，政治占七成。这些毫无意义的会议，是社员的一大负担。另一个负担是生产队得买好多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村口建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弄什么村史、阶级教育等等。这些在城里都是公家单位出钱出力搞的；但在农村却全都摊在农民头上，不是小数目。
城里稍大一点的单位都有托儿所和职工食堂，甚至小卖部、理发室、澡堂等低价服务设施；农民就只能自己解决。尤其是下地干活之外，还要煮饭、看孩子，家里没老人的可苦了。我岳母为此操劳了一生。农村的孩子，很多半途辍学，像我妻子，就是确实无法读下去：既没钱，也没时间，小小年纪就得帮父母负起家庭重担:带弟妹、割牛草、砍柴火、洗衣服、煮饭.....，十多岁就得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城里的孩子如我辈若没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是体会不到的。这也是我这半年的最大收获。离开马喜岭后，我再也没回去过。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再回去看看村子，看看阿春一家。
城乡差别是历史遗留的大问题，５０年代剥夺农民土地强迫集体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别，文革期间的极左政策更造成农村极度凋零的经济状况。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确有长足的发展。有几位中国领导人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下，仍努力为农民利益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尤其是万里、赵紫阳等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让农民有了自己支配的土地和经营的自由。胡温朝免除农业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将低保、医保、耆保部分地涵盖到农村，是国家实力壮大的结果。现在，农村政策仍需要大幅度进一步改革。我希望并相信：一个政治上独立的、自愿互利参加的、自由选举办事员、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组织最终能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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