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一点儿也不明媚，每年几乎都要刮那么一场或两场黄沙风，没有亲身经历过黄沙风的人们，简直难以想像刮起黄沙风的时候是何种“壮观”的景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刚刚脱去了厚厚的棉袄，换上轻便的毛衣的季节，还没等寒冬里的人们喘过一口气，那天便黄云蔽日地来了场黄沙风，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一转眼就像谁在天幕下面扯了一块黑黄色的纱巾一样，到处又黑又暗。
那天是个星期日，不用上学，一九五七年因戴了右派帽子而被驱赶到乡下去的父亲正值回京探亲，也在家里。院子里叮铃铃一阵自行车响声，我喜出望外地往外跑：
“二姐回来了！”
二姐是北京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平日住校，星期天才回家，不过，这一年来，她连每周的星期天似乎也没空回来了，就算回来，也是躲进她的小屋看书，对我们不理不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倒好象我们大家得罪了她一样。
二姐把车放在窗沿下便进屋了，一看爸爸坐在堂屋，先是一怔，然后像是睹气似的小声地叫了地声：
“爸爸！”
回转身，背着那个硕大、沉重的军绿色帆布书包，三步并作两步地进了她的小屋。
“这孩子，每次回来都好像生了谁的气似的，”母亲在堂屋里抱怨着，“自从上了大学，话也不愿跟我说了，就像很讨厌我们似的。”
父亲没说什么，走到小几前，扭开了收音机，喇叭传出女高音尖着嗓子唱出的歌剧《江姐》插曲。父亲笑着对妈说：
“哈哈，收音机里天天这么唱，江姐的儿子听了怎么想？”
母亲赶快用眼扫了一下二姐的房门：
“你小声点，让她听见可不得了！”
“我的女儿我还要怕呀？五七年我是右派，后来六二年的时候，人家把帽子给我摘掉了，我现在跟你们一样……”
“嘘。”母亲低声说，“你这个人真是牛皮糊的灯笼，不点不明白，你确是摘了帽子，但你还是摘了帽子的右派。”
父亲听到此，不吭声了，但脸上仍不服气。
那时，中共已展开了对“三家村”的批判，所谓“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联写的《三家村札记》，文笔生动、针砭时弊，却被当局认为是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吴晗后来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各单位的干部将此当作文件材料，派发给所有人。
父亲问：
“你看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了吗？”
“没有，发了两份了，塞在抽屉里，没看。”母亲一面织着毛衣一面答道。
“他可不是真心作自我批评，看吧，不知又要给他扣甚么帽子了。”
“你就少说两句好不好？”母亲嗔怪地望了一眼父亲，“那些文化界的问题，我们又不了解，乱讲甚么呀。我就从来不讲，开会讨论，不得不讲，再讲几句别人都讲过的。”
二姐“砰”一声推开她那间小屋的门，一步跨入堂屋，脸色通红地嚷着：
“你们太过分了。”
父亲母亲被她这名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母亲很快恢复了神态，冲着父亲说：
“我都说不让你乱讲话了，你偏……”
话未说完，被二姐打断：
“你跟他一样，根本就没有接受改造的意思，你（指父亲）刚才讲江姐的那些话我全听见了！江姐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烈，怎能允许你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去设想烈士的后代？
我本来就不想回家，一回到家就遇到这些事，真让人烦死了。以后，没什么特殊的事，我就不回家了，真不愿回这个家！”
二姐一面说着一面又背起了她那又大、又重的军绿色帆布书包。
“哎，你不在家吃完饭再走吗？”母亲想挽留二姐，“我还买了鱼呢！”
“别想用物质来拉拢我。”
“什么？你说什么？”母亲有些耳聋，听不见。
二姐已走到院子，扶起她那辆落满了黄尘的自行车，拍拍车座子，推车向大门口。
“二姐，你真的要走？一星期才一次……”我素来崇拜二姐的智商，她的思维能力之强，数理化、文史哲没有一样难得了她，在许多事情的决断上面，我很重视她的意见。
二姐很郑重地说：
“我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谁让我们出身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们要革命，要不愧为中国的新一代，就必须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我宁可住到学校去，也不愿再回我的这个家。”
说完，二姐飞身上车，走了。饭也没吃，从她的学校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到家，只是听了父母的一段对话，就气得饿着肚子回学校，我佩服她的勇气。
母亲安慰着父亲：
“这孩子从小惯坏了，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哪有这样跟爸爸说话的。别理她，由她去好了。”
话虽这样说，母亲仍难掩心中的烦乱，一起身，正在织着的毛衣的毛线团滚了一地，沾着从外面吹进来的黄土面儿。
父亲紧闭着嘴一名话也不说，眼怔怔地望着院子那两棵孤清清的苹果树，五月了，不知怎么还没有长出叶子，只有几个嫩苞，鼓鼓地――春天近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