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写老师的文章汗牛充栋，绝大多数都是赞扬老师为人正派、爱护学生、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我要回忆的刘师，却是现身说法、含泪教诲我们做学问的道理，让我至今难忘。
刘师名玉麟，是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1963年秋，我考入南大生物化学专业，为我们这批新生讲授“普通生物学” 课程的，就是刘师。他当年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头顶稍秃，戴金丝边眼镜。刘师讲课条理分明、口齿清楚、不疾不徐。其实这门课程不容易教，因为要在短短一年里，让我们菜鸟掌握整个生物界的概况，包括微生物、植物、动物直至人类，谈何容易。如果平铺直叙讲授，学生很可能只学到一堆支离破碎的知识，考试过后即忘。刘师不然，他抓住生物进化这个纲，以此连贯生物界的分类、结构与功能。譬如讲到脊椎动物的循环系统，刘师着重讲解心脏的进化规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鱼类心脏有一个心室和一个静脉窦。进化到两栖类如青蛙，心脏有一心室和两心房。再进化到爬行类如乌龟，心脏有两心室和两心房，但是左右心室分隔不完全。只有进化到鸟类和哺乳类包括人类，心脏才有分隔完全的两心室和两心房。随着心脏结构的完善，循环系统的功能不断增强。刘师传授的基本知识，让我受用一生。
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师的现身说法与流泪教诲。那是一堂实验课，刘师发给每个学生一条鲫鱼，要求如实画出来。鱼的轮廓、眼、嘴和鳍不难画，难画的是鳞片。鱼鳞的排列有其规律，不仔细观察就画不好。少数同学私下议论，说画鱼鳞没什么意思，就照着书里的鲫鱼图画。临下课时刘师进来，他何等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有两份图近乎完美。询问之下，这两位同学不得不承认是仿照书上画的。
刘师走上讲台说：“花一个下午画鲫鱼，为什么呢？手绘生物标本，是生物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更重要的，是要求你们科学生，观察到什么就如实画什么，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每个科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照搬书上的图，往小处讲是抄袭，往大处讲就是伪造。”
讲到这里，刘师面色凝重，话语慢了下来：“科学界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沉痛教训。一位科学工作者，有了个设想，就做实验来验证。事与愿违，实验结果并不支持他的想法，其实这在科学研究中是常见的。可是他昏了头，只保留有利的数据，把不利的结果去掉。纸怎么包得住火呢？别的科学家重复不出他的实验，纷纷质疑。这个科学家自食其果，受到应有的惩罚。”我看到泪水从刘师略显苍老的脸庞流下，他断断续续地说：“同学们，从事科学研究，最要不得的就是弄虚作假，这方面的错误绝对不能犯，犯了就是终生污点。”此时的刘师，已是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得不能自己了。
同学们都愣住，没想到小小的鱼鳞，竟牵涉出严肃的科学道德，也不明白为何引发刘师如此严重的反应。时隔不久有消息传到我们耳里，说刘师犯过错误，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他讲的其实就是自己的经历。
那时我担任生物学课代表，在与刘师的接触中，一直存有疑问。系里每位老师的办公桌都摆在各自的教研室里；唯独刘师的桌子，却缩在系图书室的角落里。他的桌子上，不但摆着我们的作业本和实验报告，还堆着图书卡片。我不明白他为何既讲课，还兼图书管理员。我去见刘师，向他行鞠躬礼，每每听到嗤嗤窃笑声，似乎我不该对老师有礼貌。明白了刘师是以戴罪之身讲课，才解开了这些疑团。课程结束，同学们对刘师教学的评价甚高。我以为这有助他将功补过，不料事隔两年又有了后续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师被当做“牛鬼蛇神”揪出来批斗。连带生物系领导也被炮轰，说是包庇他占领无产阶级讲台，毒害青年学生。我因此知道了刘师犯错误的详情。那是1958年“大跃进”，钢铁超英赶美、粮食亩产万斤，科研也“放卫星”。刘师注意到，江浙一带养蚕，需要大量桑叶喂蚕，而桑树占用大批良田。同时，江浙一带种植大量莴苣，只吃莴苣杆，把莴苣叶当垃圾扔掉。刘师想，莴苣叶与桑叶都是绿油油的，要是能用莴苣叶代替桑叶喂蚕，既变废为宝，又节省大量农田，岂不是一举两得？领导一听，大感兴趣表示支持，马上拨给刘师一间实验室养蚕。
然而事与愿违，用莴苣叶喂养的蚕，死亡率大大高于用桑叶喂养的蚕。事后分析原因，莴苣叶比起桑叶来，水含量高很多，而蛋白质含量却低很多。吃莴苣叶的蚕宝宝，或因水多而患鼓涨病，或因蛋白质不足而发育不良，成活率很低。此时刘师面临抉择：要么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要么如实报告、承认自己错了。当初提出想法时，领导大力支持，还称赞自己“敢想、敢说、敢干”；如果承认失败，如何向领导交代？天人交战的结果，刘师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趁着夜深蚕室无人，他把大批吃莴苣叶死掉的蚕宝宝倒进火炉烧掉。于是吃莴苣叶蚕宝宝的“成活率”大大提高，与用桑叶喂养的成活率接近。
刘师的研究未经核实，就被作为科研卫星吹了出去。那个狂热的年代崇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水稻亩产吹到13万斤，稻穗密得竟能让小孩站在上面不倒，居然还有记者“拍照为证”。比起这样的“特大卫星”，刘师放的只能算“小卫星”，并未引起多大关注。
刘师的造假东窗事发，是栽在了外国人手里。《人民画报》外文版报道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波兰科学家的注意。波兰是否养蚕？是否种莴苣？是否也想用莴苣叶来养蚕？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洋人较了真，找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要求赴华考察。在当时形势下，国门关起来牛皮怎么吹都不要紧，吹者与听者都心知肚明。然而一旦惊动洋人，性质就不同了，因为“外交无小事”。有关方面要求南大核实刘师的“研究成果”；这么低级的弄虚作假，一下子就被揭穿了。
领导震怒，刘师被剥夺副教授职称，开除出教师队伍，贬为图书管理员。1963年，因师资缺乏，刘师才以戴罪之身给我们上课。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师又被批斗，他的后半辈子，就毁在了“莴苣叶养蚕”上。
平心而论，“莴苣叶养蚕”未被推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相比之下，当时席卷全国的“土法炼钢”，砍倒树木不计其数，炼出废铁不计其数，却不见哪个当政者承担责任。更有顶级科学家钱学森，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粮的“科学依据”。连毛泽东都说自己头脑发热，是受了钱学森的影响。吹大牛皮的安然无恙，刘师吹了个小牛皮，却倒了半辈子霉。
不管怎么说，刘师确实犯了大错，他千不该万不该出于私心弄虚作假，一念之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教训是沉痛的。一般人犯了错误，唯恐别人知情。刘师却并不讳疾忌医，向学生坦陈自己的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这是很难得的。当时大学并未开设科学道德课程，刘师以自己为反面教材，让我一生都记住，弄虚作假是科学研究的大忌，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雷区。
后来我有幸从事科学研究。作为科学家，谁不希望实验结果符合自己的预想？谁不希望论文的数据更漂亮些？遇到与预想不合的数据，不免有将其去掉的冲动。每当这样的时刻，刘师老泪纵横谆谆教诲的形象就在我脑海浮现。超出预想太多的数据并非绝对不能去掉，但一定要符合统计学处理规范，并如实说明。近来世界上被揭露的科研造假事件屡屡不绝，这使我想到，把刘师的教训、他的感悟与教诲写出来，对年轻科学工作者有着现实教育意义。
韩愈的名篇《师说》开宗明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刘师不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问，还传授我们做学问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玉麟先生虽然在科研中跌过跟斗，仍不失为值得怀念的老师，是以为记。
（图片取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