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吊针
茹欣媛初到美国时，体质较弱，尤其是跟老汤姆离婚时，心头郁结了太多滞气，伤神伤体。那年冬天又特别冷，茹欣媛感冒了，但她扛着，怕花钱。咳嗽了，她还是扛着。在国内时，每当感冒发烧，她都去医院，医生通常给她几天点滴，输输液就没事了。在国内时，茹欣媛的熟人多，熟门熟路的，开个后门，在医院挂吊瓶，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到美国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急诊的话，怎么也得三五千美元不等。那时的茹欣媛付不起急诊费，令她失望的是，助理医师给她测过体温、验过尿、抽过血后，医生也只是看看化验单，摸摸她的额头，目视一下她伸出的舌苔，告诉她最基本的物理降温方法，叮嘱她回家躺床上睡两三天，多喝水就会康复，不必打针吃药。那时茹欣媛还怀疑医生是不是歧视她是亚洲人，憋着一肚子气，若三两天还不退烧的话，就准备去告医生。
茹欣媛回到家，体温高达40度，她按照医生的要求，用物理方法降温，果然体温慢慢往回降，直至正常。
后来茹欣媛虽然拿到了绿卡，但她一直是个体户，没到公司上班，自然没有医疗保险。她自己又舍不得买，太贵。平均一年要交1万美元左右。她从中想明白一件事，与其把钱交给医院，不如花点小钱进健身房。
茹欣媛的前男友托尼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有医保，有家庭医生。在美国，家庭医生并不是只为某一人服务的，一个家庭医生可能同时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服务。有医保的人，一般是从所在的医疗保险公司提供的一批备选医生中挑选家庭医生。过去，茹欣媛曾经陪着托尼去看过病，他的家庭医生是个温和帅气的瑞典裔美国人。茹欣媛看得出来，男友对那位家庭医生有一种本能的信赖，遇有头疼脑热的事，他会直接给家庭医生打电话，特别难受时，家庭医生一般会建议他去药店买点 “泰诺”，这种药在美国历史很长了，早过了专利保护期，价格很便宜，是美国家庭常用的万能药。美国的规定是，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能叫急救车。
三四年前，茹欣媛开始出现更年期症状，她原以为自己会有强烈的反应，然而，更年期却风平浪静地过去了，这些年，她明显感到自己的身体已从刚来时的亚健康调整到现在的健康状态。
正当茹欣媛快要忘记打点滴的记忆时，拿到绿卡的母亲来到了美国。
母亲到来时，茹欣媛正忙着经营月子中心，但母亲却天天嚷嚷着让茹欣媛带她去医院，她要打吊针。
“妈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茹欣媛看着母亲一副难受样，真想替她分担疼痛。
“我哪儿都不舒服。”母亲哼哼唧唧。
“您能告诉我，到底哪儿不舒服吗？”茹欣媛耐心地观察母亲状况，希望能找到她疼痛的源头。
母亲耍小性子，喊道：“你又不是医生，我告诉你哪儿痛管用吗？快点带我去医院，打几瓶吊针就好了。医生知道给我用什么药。”
“可是美国医院里很少吊针。”茹欣媛猜测母亲身体应该无大碍，人老了，心理脆弱，加上刚换了地方，方方面面都不适应。
“不打吊针，怎么治病？美国人不治病吗？你是不是舍不得给妈花钱？你放心妈自己有钱，妈每月有2000块钱退休金呢！”
“妈，您真是越来越糊涂，我是您女儿，您生了病，我能舍不得花钱给您治病吗？以后别再说这些让我寒心的话，我不高兴。跟您说吧，美国跟中国的医院不一样，小病真的不去医院，实在严重时，能吃药也绝不打针，能打肌肉针，绝不打点滴。只有特别需要时，才会打点滴。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科学常识，只有中国人倒着来。”
“啊，你咒我死！我还活得好好呢！我刚到美国，还没享什么福，我还没活够。”母亲呜咽起来，委屈得不行。茹欣媛真是哭笑不得，现在才理解了“老小孩”的意思。唉，老人跟孩子一样天真，一样混账。
“反正你不领我去医院打针，我就浑身不舒服。医院没有药，你就到药店去给我买，不是有社区医院吗？带我到那里去打针！”母亲还是这么固执。
“妈，在美国买抗生素，比买支枪都难。我看您就别胡思乱想了。您没病，别吓唬自己有病；您有病，我会带您去医院看医生。您既然来了，就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享受这里的阳光空气和干净的水，好吗？”
追悼会
茹欣媛时常得哄着母亲，她才不念叨去医院打吊针的事。母亲学会了玩手机，给中国的老邻居打电话，一打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因为女儿告诉她，从美国打电话回中国话费便宜，平均一分钟一毛钱。
母亲还愿意看康州秋天的变色枫叶，她说空气中一点尘土的味道都没有，所以，这枫叶味也是清新的。她想一直闻下去，闻着闻着，她又伤感起来，说自己亏了，如果再年轻三四十岁多好，她就可以美美地享受这里的生活。茹欣媛说，那你就一直待在这儿吧，抓紧时间赶紧享受。母亲听了这话，又心酸了，说在美国待着一点都不好，就像坐牢，出不了门，出去了听不懂别人说话，自己一句英语也不会，又聋又哑又傻，就像在深圳时，看到那些从边远山区刚到大城市的农民一样傻，最让她难受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担心，“万一突然死在美国，连个给我开追悼会的人都没有。”
茹欣媛笑弯了腰，说：“我的亲妈呀，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到时候，人都死了，还在乎有多少人给你开追悼会？”
“我活在世上虽然平平常常的，但死后得风光。”母亲坚持己见。
茹欣媛觉得，母亲对有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似乎很向往。这大概是看多了国产片里英雄们或受人尊敬的人死了之后，活着的人给他们的一种荣誉。可母亲也不是什么人物呀，就是一个普通职工，为什么会有这种虚荣呢？也许是母亲这一生，太少被社会认可，活得太卑微，才需要在死时用追悼会的光耀作为弥补。说来说去还是自欺欺人的一些泡影，茹欣媛很不屑。她直截了当地跟母亲说，那就探讨一下怎么死的问题吧。“妈妈，您掰着指头算算，如果您在国内死的话，会有多少人来参加您的追悼会？一百，两百人？”
母亲摇头，说：“哪有那么多人，能来五十人就不错了。”
“其中有几个是您最好的朋友？”
母亲想了半天，兴奋了一会儿，但很快眼里的光又暗淡下去：“一个都不在了。就我还活得好好的。”
“好，把这个圈子再扩大一下，跟您关系还可以的有几个？”茹欣媛又问。母亲眼里又亮起一道光，最后还是暗了下去，她说：“跟我关系还可以的，大部分都是同事。可我退休都快30年了，谁知道她们都在哪儿？改革开放后，有些人下海经商去了，有些人跟着儿女到其他省了，很少有联系。”
茹欣媛不想再为难母亲，母亲50岁退休，她的时代已成过往，她是个生活在旧时代里的人，揭穿这个真相对她是残忍的，但又不能不指出来：“那您心里面拟的这个追悼会名单是想当然呀？最好的以及关系还可以的朋友都不能来参加，那么关系一般的会来为您送行吗？相反，如果您死在这里，至少姐姐，我和小妹都可以为您送行，如果您对菁喆和栗秋够客气的话，她们也会来送您一程。如果您运气够好的话，您外孙女和她的洋男友也可以给您送束花来，您瞧这个追悼会怎么样？至少亲人环绕着您，不让您走得太孤单。妈妈，哪里的土地都埋人，别一天想东想西的，您就过好每一天吧！”
母亲被女儿说得词穷，但还是坚持己见：“埋在哪里是不一样的。我在哪里出生，就应该埋回哪里。我的追悼会要回去开，会有很多人来为我送行。你们要是孝敬我呢，就都回去，从此以后，你们再想回去，也看不到我了。”母亲把自己说得格外悲哀，弄得茹欣媛也眼眶潮湿。母亲当年离开工作单位时，也就是自己现在的年龄。但母亲不如自己幸运，她直接回家领养老金，当起十足的老人，而自己却能跑出来，梅开三度，开创下半辈子的事业。同为女人，怎么就如此不同呢？
合唱团
茹欣媛把月子中心卖掉后，搬到了康州的老人村庄，准备陪着母亲过一段琐碎的日子。
经营短暂的月子中心，虽然没赚多少，但也没有赔本。重要的是，无论精神还是心理层面，茹欣媛都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了结这件事后，她前额的皱纹似乎也平展了，小鼻子放着光，脚底下也升腾出轻盈灵活的自如，时不时地还亮几嗓子，有时唱京剧《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唱段《来的都是客》，有时唱歌剧《江姐》里的《红梅赞》，有时还唱舞剧《沂蒙颂》，唱歌让她很有幸福感。她仿佛又回到年轻时那段感情激荡高昂的青春岁月。如果这么一直唱下去，不用操心挣钱，不用没完没了地打拼，不用做些被拷问灵魂的事该多好。茹欣媛摇晃着脑袋，咦，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年龄大了，不敢担事，也担不起事了？这不可能，就是活到80岁，自己也不是回避责任与担当的人。
茹欣媛不肯屈服的性格，早在童年时就养成了。换句话说，后来的岁月，无论遇到被男人赶出家门、被诉诸法庭、失业、身无分文、与女儿关系闹僵、前途未卜或是其他什么事情，都没能把她打倒。但是两首歌却把她打倒了，一首是从西藏走出来的歌手韩红唱的《家乡》，一首是台湾歌手罗大佑作词作曲的《闪亮的日子》。她随着合唱团刚唱了两句，就已经泪流满面。她也奇怪，母亲已经来到身边了，自己还能有什么乡愁吗？国内也没有让自己心动的男人，还有什么牵挂吗？为什么一听到“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这样亲切的歌词和旋律，自己泪水的闸门就顿然打开，并迅速融入那条美丽的河一起横流？
很快，茹欣媛就明白了，家乡甚或是祖国，对她来说，不仅是有母亲在的地方，还有自己生活过的熟悉的环境，自己接受的母语教育的地域和文化，歌词里的那个母亲，是一个抽象概念，一种隐喻。而当她听到《闪亮的日子》那激扬忧伤的旋律：“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的闪亮的日子”时，就一下被打中心底，泪水从她心底的岩石间，如小溪般跳荡出来。啊，就是那个词，曾经的理想以及为此付出过的青春岁月！谁没有过理想？谁没有过希望？尤其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哪个不是受到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名言的鼓舞：“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正因不愿虚度光阴，这个充满朝气与理想的一代人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来到美国。
茹欣媛刚到康州时就遇到的这个合唱团，不仅聚拢了这些曾经为了理想而追梦的教授工程师、医生们，也凝合了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华人。这些早年来到美国的华人，把理想、遗憾、寂寞、失落、痛苦、艰辛、长存于心间的思念等种种情感与寄托，都聚合到所喜欢的中国经典民族音乐里得以宣泄。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康州就形成了三个小合唱团，几年前，一名合唱指挥家把这三个小合唱团体整合成一个，对合唱团进行了严格训练，并于当年夏季在康州大学隆重首唱，博得满堂喝彩。之后，该团体在康州各地多次巡演，《茉莉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送我一枝玫瑰花》《大海啊，故乡》《康定情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优美的中国民歌，被合唱团员一次次演唱，每次唱完后，余音袅袅，绕梁三日而不绝。这种独特的文化表现方式，逐渐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道风景。知道合唱团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热爱中国民歌并从中找到乡音乡情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合唱团的华人进进出出，走了去了，去了又来了，人数少时仅十几位，多则六七十位，但歌声一直都在，每周末排练一次的习惯雷打不动。每个周末，这里是温馨的，这里是融合的，这里是彼此接纳与滋润的，新老成员没有隔膜，大家分享着自己动手制作的食物，分享着回国探亲的感受，分享着来自家乡的各种信息，分享着难过或快乐，分享着思乡的味道，把乡情乡音浓缩在歌声里。最后，歌声散去，让周末的余温却留在体内，像是未燃尽的星火，下周末再见时，拨拉一下，火苗又旺起来。
冷杉老人上世纪70年代到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曾是合唱团的成员，茹欣媛与冷杉老人办理房屋买卖手续时，冷杉特别建议茹欣媛有空时感受一下合唱团的美好。于是茹欣媛兴趣浓厚地加入进去了。仅只是唱了几首歌，茹欣媛的某种情感突然迸发，泪眼中，她看不清自己的现在，只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青春和理想的幻影，看到了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没有意识到的，某天离开故乡之后可能爆发的一种乡恋。
为什么以前自己不知道这个合唱团的存在，是地域的原因？还是自身性情原因？茹欣媛想不明白。过去她也从未想到自己敢如此奢侈地抛掷时光，一分钟恨不能掰成两半用，还不够。
茹欣媛搬到老人村庄，既为陪伴母亲一段时光，尽尽孝心；也能让自己养神静心，通盘思考，规划下一步的发展步伐。遇见合唱团好像开启了她的另一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