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中国人民生活最困难的三年，一般家庭，揭不开锅，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浮肿。政府也不限制家庭饲养小动物。兔子啊，母鸡啊，成了许多人的新宠。我家养过几窝兔子，灰色的小家伙被关在凉台的铁笼子里，每天喂些白菜帮，白菜叶。后来，发现家里谁都没杀过兔子，吃兔肉成了一个大麻烦。于是，不知从哪天起，姐姐抱来一只澳洲黑老母鸡。澳洲黑浑身油光瓦亮，神态倨傲，不爱搭理人，尤其是我这样的小淘气，它有着天生的敌意。久而久之，我从来不像姐姐那样跟母鸡亲近，相反，澳洲黑在姐姐那里持宠而骄，不但从不用正眼瞧我，而且，我稍走近它身边，澳洲黑便警觉地把脖子上的毛炸起来，一副打架的样子，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跟澳洲黑成了仇敌，只有用战争才能最终解决跟它的纠纷了。一天，我把澳洲黑引进家里的厨房，抬起一只脚，用鞋底对着它，然后，趁它没防备，饿虎扑食猛扑过去，一手抓住它的脑袋按住，一手按住它的身体。澳洲黑拼命挣扎，但毕竟没有人的手劲大，但我也不敢撒手，唯恐它疯狂反扑。僵持一会，我伸出一只脚，勾住厨房门，在快关上门时。突然撒手，跳到门外。关上厨房门，透过厨房窗户，看到澳洲黑气得暴跳如雷，但隔着c厨房门，它也无可奈何了。澳洲黑恨我，我也恨它。但澳洲黑下蛋特别勤快，每天一个，从来不误，我想把它消灭的企图就得不到任何支持了，何况，澳洲黑是姐姐的宠儿，每次看到它和姐姐亲昵，我就气的咬牙切齿。终于，有一天，澳洲黑到凉台去呼吸新鲜空气，它钻过铁栏杆，却忽然失足，从四层楼上飞坠而下。澳洲黑平时养尊处优，养得心宽体胖，居然忘记了飞翔的本能。重重掉在楼下，摔死了。
澳洲黑被做成鲜美的鸡汤，剥开时，肚子里一串没成型的小鸡蛋。那晚，我喝着新鲜的鸡汤，吃的津津有味，只有姐姐在一旁伤心落泪，自始至终没喝一口。
我那时正在部子弟小学上学，吃住都在学校。因为是子弟小学，部机关在国内有一个粮食基地，基地所产的粮食，先满足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全国陷入悲惨的饥荒时，我却从来没挨过饿，后来，我们的子弟小学划归北京市教育局，由于条件好，划为重点育字辈重点小学。最大的好处，是学校转过来大批著名人物的孩子。比如，著名电影演员于杨，著名电影导演陈方千等。
孩子们转入我们小学，电影明星们就成了学校的常客，而最大的福利，是逢年过节，电影演员们便来学校表演节目，记得谢添叔叔最会变脸，他问小朋友，你们见过大坏蛋吗？我们就大喊，没见过。他背转身，用手在脸上抓弄几下，扭回头，一个大坏蛋就露给小朋友了。 学校礼堂一到节日就坐满了人。还有电影【矿灯】，小女孩在我们学校，她演女儿，父亲演她父亲。需要哭时，饰演姐姐的妈妈用手在她脸上一抹，她的眼泪成串落下来。导演陈方千的儿子跟我是好朋友，他客串过电影里的一个骑自行车的小朋友。
小学里倒很少吃大鱼大肉，但大米白面还是管饱的。怕学生们喝不惯白开水，白开水桶里流出来的都是用橙子粉配出来的橙汁。
我在学校里虽然是诗歌大王，经常在晚自习课留在教师办公里里写作·第二天黑板报上的诗歌，老师甚至把我随便涂鸦的小诗投稿给｛中国少年报｝。但我仍是个淘气包。晚上给阿姨捣乱，带头不睡觉，平时上课不听讲更是常态，五年级经过补考升级后，爸爸为了让我考上中学，把我转学到附近的锦什坊街一小。还拍我考试失利，硬逼我放弃第一志愿北京四中，勉强容忍我改为北京三中。但我淘气，不等于脑袋笨。考试时，我稍微认了点真，就考出语文，算数双百的满分。顺利升学。
跟其他许多孩子相比，我的童年是幸运的，全兴曾告诉我，他和弟弟那些年，把北京的各种树叶都吃遍了，他家还是中级干部。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
进入部机关子弟学校之前，有一段时间，由于父母工作太忙，我只好到食堂吃饭，那时候全国实行大食堂。但从来没免费随便吃过。父母每星期给我一定的饭菜票，由我自己买着吃饭。有一次，班上有个同胡同住的孩子抱怨经常挨饿，吃不上饭。我小小年纪同情心泛滥，那天晚上，我拿出一个星期的饭票，买了一网兜的馒头，给同学家送去。一进门，他家正用一口特大号的锅煮面条。同学的母亲请我一起进餐。那晚的面条非常好吃，从此，我开始怀疑在我面前叫苦的人，是不是真的困难。我那晚做好人，又不好意思告诉家人，结果，花费一个星期的饭票帮助人，自己那几天反倒饥肠辘辘，很怀疑自己是不是继续当同情别人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