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早上很早就醒了，躺在床上，望着满屋的家具：西式立柜、硬木花梨木雕花大柜、沙发、钢琴、硬木八仙桌、玻璃门书柜、紫檀木茶几……，心中想道，假若真像母亲说的那样，不让我们住那么多间房，这些家具怎么办？
卖掉？对，卖掉它们，然后住两间房，简简单单的几件家具，跟我们班那些出身好的同学家里一样，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说我家里是资产阶级了。
想到这里，禁不住對那些家具又留恋地看了几眼：虽然它们是毫无生命的家具，但它们却陪着我渡过了难忘的童年，每次的嬉戏、玩耍，以致罚站，都与它们息息相关。
它们真的要离开我了吗？
不想再想下去，翻身下床。母亲已经上班去了，留下一张字条：
“把信封里的房契拿出来，交给大妈。爸爸的信在桌上，你自己看吧。”
“珍达、贝女：你们好！
回来这里已近一个月了，发生了很多事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想来北京也如是，这确是一场荡涤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大革命。
我从旧社会过来，受资产阶级教育，当然有不少旧思想。现在革命群众为了帮助我，不让我在门诊看病了，而是在医院参加如扫院子、清潔病房和厕所的工作，在劳动中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身体很好，作了医生几十年，倒没体会过清洁工是怎样清扫医院的，所以说，我对组织的安排，是完全没有一点意见的。
请你们多保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子忠上”
我把信读了几遍，才明白父亲又被揪出来劳改了。第一次是五三年，父亲被错打成贪污犯，劳改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医生职；第二次是五七年，父亲判成极右分子，院方令他离开北京，到河北安平县劳改了几年，因表现好，又调至承德市；这回是第三次了。
我的心急促地跳起来，父亲的右派帽子不是被摘去了吗，怎么这次又揪出来了？一定是父亲又说错了什么话。
唉，爸爸呀，你五七年那次戴右派帽子，直到今天，我们都脱不去右派家庭出身的压力，这回你又说错话，唉，还好你不在北京，不然学校同学一旦知道，我可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个家庭！如果像跟我們班同學李铁城家庭多好，爸爸在工厂当工人，妈妈在纺织厂作女工，生活虽清苦，但李铁城却是工人出身，说出来都响当当。
我将这信掷在一旁，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立秋以后的天气怪得很，一会儿热得比夏天还热，一会儿冷得瑟缩发抖，都不知犯的是什么神经病！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还见到瓦蓝一片天空，刹时间便聚了这许多厚厚的乌云，像是要下雨，可又没有雨点落下。
骑车骑到东华门大街，突见路边的一个铺面房前围了一大群人，在我印象中，这家是一间裁缝铺，专给人做旗袍的。
北京的这类临街的铺面房，多是做小买卖、小生意的，前铺后居，临街的玻璃窗子上，用油漆漆着大字，写明做旗袍、做西服、卖饺子等等的营业范围，晚上打烊后门与窗便挂上木板，表示不再营业——本店休息。
这东华门大街上的裁缝铺也是如此，大清早应该还没开门营业——窗门还挂着木头板子，那铺子大门却洞开着，里面也没灯，黑乎乎的，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下了车，钻进人群。
“怎么回事啊？”旁边一个人问。
“老不死的，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冲进去，把他们抓出来不就得啦。”
“你冲一个试试！”
“你以为我不敢？这怕什么的，啊？”
“唉，你不知道……这事棘手哇！”
众人听见这么个说法，好奇心陡起，非让他把这“棘手”的原因说出来不可。
“唉，我们一大清早就到这儿来破四旧了，这裁缝铺专做旗袍，旗袍是什么人穿的？封建皇族穿的，穿来干嘛？剥削劳动人民。这四旧说什么也得破，对不对？”
“对！对！”众口呼应。
“结果，我们到这儿来，砸了半天门，没人开，这不存心跟我们作对吗，我一脚把门踹开，就冲进去了……”
这中学生说了一半，让另位中学生接着说：
“他冲进去了之后，大红着脸又退出来了！问他怎回事？他说那裁缝跟他老婆一丝不挂搂在一起，扭头跟他说：‘你要抄要打，随你便’！后来，我们又派了个女生进去，结果，那女生也红着脸退出来了，羞得直想哭——她这辈子还没见过光屁股的男人呢。
“你们说，这怎么办？”
众人一下子没了主意，静寂下来，有个小学生出主意：
“等他们起了床，不就穿上衣服了吗？”
“你懂个屁！他们就是以一丝不挂对抗破四旧！”刚才那中学生反口道。
挂着板子的门依然洞开着，里面黑咚咚的，我很想挤进去看个究竟，但没这个胆量。裸体对抗，全北京市大概都没几个。
×××××
自从昨天早上在学校门口被人家问了出身之后，心里直到现在还不痛快，我并非憎恨揭了我的“短”的郭秋生，而是对我的家庭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遗憾。
今天的校门口居然与昨天一样，摆放了许多桌椅，我纳闷：怎么，还要问出身吗？心里又“格登”一下子，硬着头皮进去。
“喂，哪一班的？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回答了他。
“你们家抄家了没有？”问的人脸上毫无表情，但我的心却剧烈地跳起来。
“没，没有。”我心中知道我的家是足够那抄家标准的，现在没抄，谁知明天、后天会如何？
因昨天的那场不大不小的争吵，小桌后面的同学全认识了我，此时，这七、八个人都抬起头来望着我，我推着车快步走开了。
回到教室，心仍突突地跳，忽然想到，他们这样问我，知道我家没抄，会不会拉一大队人去我家抄呢？地址很容易找，我们入学时，谁都要填表，那表格写得一清二楚……
想到此，我开始坐立不安了。虽然我不喜欢我的家庭，但绝不想有外人到我家乱抄乱翻东西，那毕竟是我的家，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一桌一椅一凳，都与我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这几天来，见到的与听说的抄家越来越多了，这潮流迟早会捲到我们家去，然而，那是哪一天呢？
“喂，快去看新大字报！”杨玉凡从外面伸个头进来，大喊一声。
我随着大家走出教室，在楼门口一幅革命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旁边，贴出了一张新的大字报，浅绿色的纸，墨迹未干，上书大标题——“我就是混蛋”，内文则表示作者出身资本家，即剥削人民的反动阶级，而她本人便是典型的混蛋。
很明显，作者是在呼应这革命对联，勇敢地站出来，并勇敢地指证自己就是混蛋，以期得到革命师生的谅解，甚至同情。
这位作者杨维维，是高中三年级的一个女生，半年前才入了团，十分的千辛万苦，她写了三十多份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书，平时穿着得又非常朴素，还帮助打扫教室、校园，最後终于打动了团组织，发展她入了共青团。
这次，贴对联的几个人，都是以前学校团组织的头头，出身高干，杨维维平时对他们言听计从惯了，为了这对联，便寫出了“我是混蛋”的大字报，以作响应。
看大字报的人越聚越多，但出声评论的却少，我扫了一眼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出身非红五类的，但默默地一句话不说，看完便走了。看来，这响应的效果并不理想。
对面布告栏上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过严密地调查与选拔，我校第一批红卫兵终于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红卫兵一定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紧跟伟大领袖，永远革命不迷航！”
下面写了五十九個人的名字，全校一千多人，怎么只有五十九人当选红卫兵呢？原来，入红卫兵的第一关是出身关，出身高干、革干、革軍、革烈、工人、贫下中农的，方可考虑；第二关才是表现好，有革命战斗力，并努力学习毛著的先进同学。
光具备第二关的条件，而出身又不甚“红”的，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而我们那所学校，出身贫下中农的没有一人，出身工人的，也少之又少，剩下的绝大部分是小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即使清白职员出身的，也不能入红卫兵，只能入“红外围”。
而占小部分的高干、革干、革军、革烈出身的同学，在学校的人数极少，但人家腰杆子卻比绝大多数同学都硬。
那五十九人的红卫兵，就从这极少数中选拔出来的。
人名下面，写了一行小字：“凡是参加了红卫兵的同学，八月十八日都将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
按我的家庭出身，我连想都没想过加入红卫兵这回事，只是在那张红纸上寻找熟悉的人名，国振强、郭秋生、方钊、廖安安、陳小鹰、傅延生、李铁城……。
杨玉凡捅了我一下，向旁边使了个眼色，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赵晓莉拨开人群，低着头，狠命地向外冲——五十九人之中没有赵晓莉的名字。
没有赵晓莉的名字，就说明国振强他们最终没有接受她加入红卫兵的要求，也就意味着不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毛主席的接见。
我第一次看到平时倔强、清高的赵晓莉，竟伏在教室的一角，泣不成声，肩头哭得一耸一耸的。
杨玉凡走到她身边：
“哎，别哭了，我们也没被选上当红卫兵呀，不当红卫兵也一样干革命嘛。”
“你别管我，呜呜呜。”晓莉虽哭着，却强压着一股怒火。“少管我闲事，滚一边去，呜呜呜。”她的身体痉挛似的扭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