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伯在九十年代仍危机四伏，这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当子弹在伯乐沃土和门罗公园市的邻市飞来飞去的时候，大家感到危机！许多几十年来抗拒东伯市的孩子就读好学区的人捐款给市警察区以增加不足的警力。
门罗公园、伯乐沃土和东伯三市的市长联合作业，建立了反毒品行动特别组。县、州和联邦官员也介入了。两年总共抓获了一千多名毒贩。
东伯居民也亲力亲为，鲍勃和其他积极分子配上了对讲机，巡视街角，摘去毒品贩卖的执照，向警察报告毒品交易。他们走街串巷，早晚巡逻达半年之久。
鲍勃说：＂我们变得象警察一样，我夫人总是耽心有人杀了我。可是情况是，这些贩毒的孩子从小我就认识。＂
他会坐下来和他们谈，＂我们的立场总是－你们这样做对社区是个破坏，必须停止。如果你们愿意停止，我们可以帮你们找事做。
第二年杀人率降低86%！
硅谷最著名的企业和家庭开始做慈善的承诺，这之中有些使相当数量的孩子走出困境进入到四年制大学里。
鲍勃说，这些项目只收纳那些肯定会获得成功的孩子。
1995年，乔布斯的遗孀劳伦·鲍威尔有感于许多东伯的孩子即使有雄心成为自己家庭的第一个大学生但仍然不知道如何申请或准备上大学，就共同创办了大学轨道(College Track)的组织。
九十年代初的东伯市长威尔逊(Sharifa Wilson)说，这个项目启动后，有四百至五百名学生完成了大学学业， 乔布斯夫人＂完全致力于公平，我对她极为尊重。”
有一些慈善机构却是机运巧合。
2000年，时任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很在乎惠普在慈善事业上的公共关注度不够。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将要去参观东伯的一个被称为插电(Plugged In)的新技术中心。在这之前的星期五，惠普公关交流经理拨通了插电中心的执行董事玛格达·埃斯科巴(Magda A. Escobar)的电话。
经交谈，埃斯科巴提出，如果惠普想要公共宣传，那就需要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她建议惠普捐资一百万美元给插电中心建永久建筑，将会达成登上头版的效果。接下来的星期一，随着杰西·杰克逊、克林顿和埃斯科巴登台的新闻，菲奥莉娜得到了她想要的头条新闻。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的是，几个星期前，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见顶了，dot-com泡沫即将崩溃。整个地区的初创企业和就业将面临困境。菲奥莉娜的捐赠最终成为插电中心的救生筏。
该钱使插电中心得以经营多年。不过，另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机构想利用插电中心剩余的一百万积蓄以持续增长，就把插电中心合并了。就像初创企业被收购后都不知所终一样，最终插电中心也于2008年关门。好几年后，东伯才又出现一个新的社区技术中心－街码学院(StreetCode Academy)。
虽然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新的慈善努力有所帮助，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慈善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埃斯科巴说。例如，为孩子筹款是容易的。但占等式中另一半的家长则不然。
“这是传教士心态，”鲍勃说， “我们必须从高速公路对面搬救星。这些项目只收纳那些肯定会获得成功的孩子。你只取前5％，那其他的95％怎么办？你不会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随着房价在九十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期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许多黑人家庭以为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决定卖房获利，并离开这里去南边或更远的郊区。
这时东伯过渡成一个以拉丁裔(Latino)为主的社区。较便宜的住房价格和在硅谷的丰富的低工资工作吸引了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
加西亚就是其中之一。在墨西哥，他曾经靠销售汽车及零件每两周赚的钱相当于40美元。当他听说这里可以每小时挣5.75美元(九十年代中期的最低工资标准)，他觉得听起来很多。
1996年，他离开妻子和两个儿子北上。现在，他在斯坦福大学做清洁工，每年挣三万美元。他每月在租金管制公寓的一室房租1100美元，他与他的一个儿子合住直到他去西雅图上大学。他每月仍可以给家里寄100美元。
“我对硅谷一无所知，”加西亚说， “人们告诉我你能赚多少钱，但没有人告诉我你要花多少。”
这是加西亚在打扫斯坦福坎特艺术中心。大量的艺术品和这个孤独的异乡人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这个坎特艺术中心外面有个花园叫罗丹雕塑园，陈列着数十件罗丹的雕塑作品，几乎罗丹一生的所有著名作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据说雕塑家的作品往往需要先做模，然后从模中复制。由于多次重制会变形，最开始的七个被认为是原件，其它的就算复制品。斯坦福收藏的有传说属于原件，而且收藏数量仅次于法国巴黎。
大家最熟悉的斯坦福大草坪后大教堂前也有一组雕塑，作品名为《加莱义民》，表现的是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六位加莱市民悲壮就义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六人神态动作都不相同。在被围困将近两年后，为满足英军苛刻条件保全城市，六位市民手持城门钥匙出城，光头、赤足、锁颈，任由英军处死。
加西亚当然不太可能知道这些故事，但也许斯坦福给了他艺术熏陶，也许他自己离家打工的悲情与保全城市的加莱市民不谋而合，他居然在寂寞中写了一首很有水平的诗(英文诗之后为本虾草译)：
To escape my loneliness,
I get lost in the crowd
But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I again find myself alone
Meanwhile memory lights a cigarette,
And in the smoke,
I see the faces of my sons
It stings my conscience
And makes me sad to know,
That you cry alone without me.
为了逃避我的寂寞，
我迷失在人群中
但在街道的尽头，
我又发现了自己的孤独
记忆同时点了一支烟，
烟雾中
我看到了儿子们的脸
这刺痛着我的心
使我难过地知道
你们在独自哭泣而我不在身边
即使有东伯新建媒体的关注和一些慈善支持，九十年代的加州对少数族裔并不特别友好，选民收紧了少数族裔的大学录取，也在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增强了处罚。
1993年，脸书的第一位天使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就是最终把Yammer以十二亿美元卖给微软的人，写了一篇题为“反对特殊照顾的案例”(The Case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发表在在斯坦福校友杂志上：
“...... 种族主义并非随处可见，在斯坦福这样的地方更是少有。当然，没有人指责斯坦福大学的招生人员是种族主义者，所以也许与特殊优待行动有关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假装解决不再存在的问题。“
他们两人都是移民，泰尔大约在1968年就已经抵达美国，那年正好是法律上的居住隔离结束的一年。萨克斯出生于南非开普敦，是一位内分泌专家的儿子。
几年后，加州选民通过了209法案，结束了在公共机构在雇用和招生上对种族和性别的偏好。今天，非洲裔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每4500人新生中占130名多一点。
大约在同一时间，加州选民又通过一个三振出局法(将有三项重罪的犯人给予25年或终身监禁)和第187号提案，切断非法移民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
虽然第187号提案被搁置，但三振出局法使得加州监狱自七十年代膨胀750％。如今，加州的监狱容纳了比原设计近两倍的囚犯。
本虾认为，特殊照顾法案(AA)作为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阶段性补偿应该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重点应该放在控制非法移民和增强低收入人群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上，而不是对他们降低大学入学要求从而变相逆向歧视聪明努力来自较好社会经济地位＂原罪＂家庭的孩子，更不可因此削弱了国家竞争力。至于如何唯才是用的同时兼顾弱势群体达到共同发展，的确是政策平衡上的一个难题。双城记所展示的巨大反差和困境或许提供了一个让人深思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