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考进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生化在当时属尖端学科，全国仅三所大学有此专业（另两所是北大与复旦）。能进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毕业后不是去科研院所就是去高等学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感觉不要太好了”。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全部停课。1968年毛泽东说“大学、中学毕业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全部去基层。我被分配到人称江苏西伯利亚的穷乡僻壤，进科研院所的黄粱美梦就此破灭。
此后三年，我白天修理地球，晚上睡在牛棚。正当我对前途无望时，县里通知接受再分配。负责分配的是县政工组的陈干事，此人本是粮站伙计，文革中造反进了革委会。这次他掌握大学生分配权，得意非凡。为了显示自己有水平，他亲自朗读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把“贪官污吏”读成“贫官污史”。一位贫农出身的大学生斗胆指出他读错了。他瞪眼道：“怎么错了？明明就是贫官污史嘛！” 我们想笑又不敢笑，吃不准此人到底是什么路子。说他指鹿为马，要给我们下马威，倒也不像，那年头除非吃了熊心豹胆，没人敢拿伟大领袖著作开玩笑的。会后大家才知道陈干事乃初中文凭、小学程度，还真是个白字先生。我们这批大学生逢此荒诞年代，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命运被这样低素质的人掌握，只能认命。
有位俄语专业毕业的老兄，被陈干事分配到中学任教。当时中苏交恶，在珍宝岛真刀真枪干了一仗，俄语不再吃香，学校改教英语。这位老兄没学过英语，就以此为理由要求重新分配，没想到挨了陈干事劈头盖脸一顿熊：“什么俄语、英语，不都是外语吗？怎么就不能教了？！”该老兄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回去现贩现卖，第一天跟别的英语老师学，第二天就教学生。好在那年头的英语课本，充斥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之类，倒也不难教。至于他英语发音准不准，是否误人子弟，陈干事是不过问的。
如何分配我，陈干事有点烦，当地根本就没有与生化沾边的工作。不过陈干事会拆词，他说：“你那个生物化学，不就是生物加化学吗？现在某中学既缺生物教师，又缺化学教师。你到那里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学，一举两得。”以陈干事的文化底子，能想出这样的招数，也难为他了。然而当教师，我是万万不愿的。我的父母亲在大学教书育人，却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我的心目中教师成了危险行业，再不愿重蹈父母亲的覆辙。
我明白，如果跟陈干事争辩“生物化学不等于生物加化学”，必定像学俄语老兄那样，被批得灰头土脸。好在我早有准备，从口袋里掏出病情证明。陈干事不得不同意我回生产队，边劳动边治疗。不过他强调，我病愈后必须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学。
我认识到一定要及早设法，否则难逃当教师的厄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打听到一家工厂，要以酒精为原料生产合成橡胶。我对那个产品的知识，仅仅是大学有机化学教科书的简略介绍，不超过三行字。不过为了不当教师，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那家工厂极缺技术人员。他们三天两头找陈干事要把我调去；陈干事见那工厂的后台硬，不得不同意放人。我找他办手续时，他还是心有不甘：“你不是学生物化学的吗？那家工厂搞有机化学，与你的专业不符啊？”我灵机一动回答：“生物化学、有机化学不都是化学吗？”陈干事才无言以对。事后想想，陈干事的“俄语、英语都是外语”与我的“生物化学、有机化学都是化学”，堪称绝配。怪不得我能以陈干事之矛，反制了陈干事之盾。
就这样我开始了用非所学的第一份工作；进了厂我才知道这碗饭不好吃。复杂的工艺流程难不倒我，最担心的是原料和中间体，全都易燃易爆易中毒，搞不好一个火星便厂毁人亡。身为技术员的我在那里八年，始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总算没出大事故。
毛泽东驾鹤西归，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我经过刻苦努力，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某研究所，专业即是生物化学。从1966年到1978年，我绕了一大圈，总算接续了研究生化的旧梦。可叹的是，我耗费了20岁到32岁整整12年青春年华，才绕完这个圈回到原点。这是我个人的悲哀，但也折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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