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访谈
近 年来,世界各国不少知名芭蕾明星们陆续退役,担负起了芭蕾舞团团长(芭蕾艺术总监)的角色,如Farukh Ruzimatov (但两年前辞职)、 Nina Ananiashivili、Igor Zelensky、Kader Belarbi、Manuel Legris、Sergei Filin……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前主要演员、芭蕾大师冯英也在两年前加入了这个行列。 2011年5月19日下午,“中法文化之春”演出前夕,在中央芭蕾舞团的会议室里,Dansomanie采访了冯英女士,听她娓 娓道来一个中国芭蕾演员的成长之路。
 

feng ying portrait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是如何走上跳芭蕾这条路的?

确 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73年吧,那年我十岁,北京舞蹈学院(以下简称舞院)去哈尔滨招生。当时的中国对什么是芭蕾根本不知道,只知道《红色娘子军》和《白毛 女》。北舞的老师看我们上文化课、体育课,在体育课上让我们背着手站,看姿态,让我们做体操,然后挑出几个来掰腿、看基本条件,通知下周末去市少年宫考 试。我们是由体育老师带队去的,参加了三轮考试:基本、组合、模仿,自己准备,不会的人占多数,最后让大家做游戏,看反应,然后让我们等通知。那是在六月 份,七、八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跟做梦一样。让去体检时不知道是什么事,只知道是北京来人了,要带我去跳舞。家里没有人懂艺术,我父母都是 工人,他们不懂,只觉得孩子去北京总是件好事。等上火车后,父母后悔了,不让去。我们哈尔滨一共去了十八个,都在火车上哭,舞院的老师挨个儿地安慰我们。

到了北舞(当时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包括了舞校、戏校、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开始一点都不懂,不知来干什么,分班后开始学 芭蕾。现在回头来看,我是天生来就该跳舞的,从小喜欢蹦蹦跳跳,能歌善舞,喜欢文艺活动,大人们说我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臭美,喜欢表现,但以前没有专业练 过,跳舞、艺术感觉,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天生的。 

进了学校后开始基础训练,早上5:15起床,5:30出操,开始的训练觉得挺枯燥,就想家。二年级以后慢慢习惯了,我们开始有实习剧目,那时什么舞都学, 民间舞、中国舞,连翻跟斗都学,比较丰富,实习剧目比如《蜜蜂与熊》、《卖火柴的小女孩》、《草原儿女》片段、《白毛女》片段等等。78年以后开始学跳 《天鹅湖》,接触古典经典剧目。79年毕业直接进团,我们这届是承上启下的一届,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进团的新鲜血液,正赶上改革开放,跳了很多东西, 巡演很多,我们当时一个晚会能跳四个节目,如《天鹅湖》第二幕、《天鹅之死》、《女四》、《练习曲》、《林黛玉》等等。

 

feng ying swan lake



I82年中法文化交流活动,我有幸被选中派往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学校学习一年,同去的还有白淑湘和我当时的舞伴应润生。我们是六月去的,七、八月是巴黎歌剧 院的暑假,我们先参加了两个暑期培训班——三个星期贝雅(Maurice Bejart)的训练班,另外三、四个星期是在戛纳Rosella Higthower的培训班。贝雅的培训班,Maurice Bejart 亲自上课、排练,结束时有一个汇报演出,都是贝雅的小作品。贝雅当时希望我能去比利时跳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Dansomanie注:当时贝雅的二十 一世纪芭蕾舞团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来舞团在80年代后期迁至瑞士洛桑,更名为贝雅洛桑芭蕾舞团),并请我们去看他的作品录像,可是因为时间冲突,我 没能去。贝雅的培训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编导方式,学到了很多新的理念,懂得了不同的音乐应该有不同的身体语言去表达,收获特别大。遗憾的是后来更没有机会跟 他合作,贝雅特别希望来中国,但没有实现。在Rosella Higthower的培训班,我们上了芭蕾课、爵士舞课、教学法等课。九月份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学校开学,我插班在他们的高级班(毕业班)里,我印象很深的 是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的脚非常好,像说话一样。每次课后我都记笔记。我只参加他们的训练课,没有参加他们的文化课和汇报演出。这一年在法国的学 习我的收获非常大,进步很多。
 

 

在你的舞蹈生涯中,那些人、那些事对你的影响最大?

这 就太多了…… 首先是舞院的老师,他们改变了我对芭蕾的理解。78年Ben Stevenson 第一次来舞院,在这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学的俄派,强调表情,动作幅度要大,不讲过程。Ben Stevenson是英国学派的,他的表现力丰富,讲方法、规范、准确,要求身体保持“四点正”,要从肌肉转开,讲究训练方法, 注重表演风格,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当代理念,比如他的《前奏曲》,编得又好看又直接。

在艺术感觉方面,乌兰诺娃对我的影响最大。我没有见过她本人,但我看了很多她的录像,《泪泉》、《吉赛尔》、《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宝石花》 ……等等,她的表演像诗一样美,在我心里扎了根,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当中国的乌兰诺娃。从她的身上,我学会了要注重音乐和舞蹈 修养,加强魅力方面的东西。有空我就去图书馆借书看录像,要求自己多学、多看,加强艺术修养。

加上那一年在法国的学习,艺术环境的熏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巴黎是一个艺术之都,到处都是动感的雕塑、各种博物馆,有空我就去博物馆参观,去 Palais Garnier的最高一层(注:学生们看演出的位置)看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我特别享受艺术之都的这种氛围,记得在凡尔赛宫的后花园漫步的时候,阳 光透过树荫照下来,就感觉像一首圆舞曲,就感觉这就是跳舞的地方,就应该舞起来。法国的训练体系和俄国有很大区别,我们的女老师她特别要求脚下的速度和过 程,一般一拍里一个动作她要求完成四个,必须快速而且清楚。舞步的辅助动作、过程、连贯性都非常重要,一年的训练下来,我的脚下、中段的进步很大,当时我 觉得法国的训练体系更科学些。

还有Nureyev ,这要感谢戴爱莲先生,是通过她才邀请到Nureyev。85年Nureyev 来中芭,把他的《堂吉诃德》送给了我们。《堂吉诃德》对我个人来说是技术挑战,是能力和爆发力的突破,因为我本身的风格是比较缓慢柔和的,我从中得到了锻 炼。Nureyev 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表现得夸张,比如五位必须交叉,甚至要过;他强调动作的过程必须清楚,比如Pirouette,必须转的时候,动力腿要贴着主力腿上下 移动;动作要大幅度(这时冯英从座位站起来,开始比划动作)……Nureyev 把各流派都融合得炉火纯青了。

 

feng ying giselle



从芭蕾演员到芭蕾大师再到团长,你是如何应对这些角色转变的?

从1979年到1997年,我当了十八年的演员,跳了中芭几乎所有剧目的主角,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97年因伤退了下来,开始当教员。先是在94年的 时候,我被派去美国密西根州参加了一个四个星期的暑期训练班,学习教学法,同去的有王才军、李健、吴振荣老师,我们跟一个叫施奈德的德国老师学习,我很留 意记笔记,因为我条件不好就爱动脑子,从那时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准备了一些东西,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97年退下来时,当教员比较自然。

当演员的时候,只要排练好、人物塑造好就行了。当团长比较艰难的在于经营管理,我经验不够,以前的经历主要都是在业务、专业指导方面。现在(当了团长后) 很不同,团里的经费、市场、关系、业务联系等各方面都要管,要懂经济,要懂宣传策划,要敏锐地思想,要关注创作,要分析市场,压力不仅来自于艺术方面,主 要是来自于芭团的运营、推广等很多方面,当团长还要是社会活动家……

 
作为团长,你如何看待和评价中芭的现状(从演员、剧目、创新/创作、对外合作等方面)?


这应该由外部的人来评价吧……

从内部来看,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承前启后,为中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编舞匮乏,中芭必须往前走,有责任引进和传承古典芭蕾。从64年开始,继《红色娘子 军》之后,中芭开始尝试中国芭蕾,探索中国语汇的芭蕾。一个舞团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摸索是和编导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世界大腕们所证明了的:汉堡芭蕾 舞团有John Neumeier,他的作品有对文学名著的阐释,有时代感,有超前意识;巴兰钦和他的交响芭蕾;法国有Pierre Lacotte、Roland Petit、Maurice Bejart;英国有MacMillan……

最近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中芭也是在摸索自己的风格。从去年开始,我们引进了“Workshop”,除了给年轻演 员提供平台和机会展示才华、进行创新,也是为了发现和培养编舞,在这基础上还要发现和培养舞美服装设计、作曲等人才。虽然还没有很有风格的编导,但我们是 先撒网,后收口。“Workshop”的理念就是要培养能够编中国芭蕾作品的编导,能编出适应不同层次观众需求的作品,相信有好 的作品就会受欢迎。 



对于中芭未来的发展有何设想和规划?

我们的演出季正在逐渐成熟,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安排——春季,芭团基本呆在北京不动,主要是创作 (如Workshop)、排新戏、复排剧目、团里内部考核、中法文化之春演出等,《红色娘子军》是每年“三八妇女节”必演的剧 目;夏季主要是国内外的巡演,参加“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在学生中普及和推广芭蕾;秋季以恢复、排新戏为主,一般九月巡演, 十月回京,计划每年有两次国外巡演;冬季主要是新年和春节的演出。

中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常说我们是三条腿走路——古典芭蕾、中国芭蕾、当代舞,而外国芭蕾舞团只有两条腿:古典和现代。这两年我们的古典节目少了点,中芭要保持三条腿的平衡,三条腿都很重要,齐头并进,要保留古典传统,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国内很多观众抱怨近两年来中芭没有引进和上演新戏、大戏,你对此有何看法?

关于新戏的概念,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节目在保留剧目里循环,Workshop也能算是新作品啊。中芭涉及引进新戏的问题,排大戏更是综合性 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艺术创作、市场和经费是有矛盾的。国家给芭团的投入只能保证人头费。创作新戏,除了前期创作以外,进入排练至少需要两个月,也就是 说这段时间不能演出,这个空挡需要资金填补,新演员需要培养,老演员的转岗,中芭要每年大小演出150多场才能填补这个缺口。我去欧洲开团长会议,发现几 乎全世界的芭蕾舞团都面临一样的境地,他们也都为这个发愁。如果中国有国外那样的捐赠赞助体系就好了……



关于今年中芭的国外巡演:七月德国汉堡《大红灯笼高高挂》,八月英国爱丁堡《牡丹亭》,中芭保留剧目很多,为什么选这两部戏呢?

这 是他们点菜谱点的。去国外巡演的剧目通常是双方协商的,比如上次去法国巴黎,我们推荐了《红色娘子军》和《西尔维娅》,他们接受了。如果去的地方他们对中 国作品不太了解,我们可以推荐中国作品,比如在“Tripple Bill”(三合一)这样的节目里,推荐《黄河》、《梁祝》等。


那么想对国外的观众说点什么呢? 

中央芭蕾舞团在国外的认知程度和普遍性没有国外大团那么高。如果中央芭蕾舞团有机会去国外演出,请他们走进中国芭蕾,请他们了解中国芭蕾在世界艺术领域里能够展示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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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中芭陈丽娥老师帮助促成此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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