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句話，是由孟子明確提出來的。而在中國文化中，五百年是歷史文化命運的大關鍵，三十年為一世，這一世當中有一個變化；六十年為一個花甲，兩個花甲是一百二十年，又是一個變化；而一個花甲有五紀，即十二年為一紀，在「世」與「紀」的當中，又都有小的變化。六十年中小變化，一百二十年大變化，五百年更大的變化。
有一年，我曾在孔孟學會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問題，上古史因資料不全，暫不去說。從周文王到孔子為五百年算起，是第一期。到現在二十世紀結束，二十一世紀之初，剛好是第七個五百年開始。孔子以後這個五百年，中間就是漢朝統一，漢武帝跟董仲舒整理文化，這是第二個五百年。由漢武帝到達摩祖師到中國來，禪宗的傳入為第三個五百年。然後由達摩祖師到宋儒的興起，是第四個五百年。理學家的興起到王陽明的學說影響整個東方民族，為第五個五百年。由王陽明到歷經近百年來未有的巨變，為第六個五百年。這個歷史的大命運，是一個關鍵。
所以講算命啊，我們這個民族，處於交運脫運之間，是很苦的。在這個過來以後，你們青年一代，現在就要努力，未來五百年的命運，操之在你們的手裡。不過要看你們能不能挑得起，五百年的命運能不能做一個黏膠，把這中間連起來黏住。假設你們還不能做個黏膠，前後就聯結不起來了，中華文化斷了怎麼辦？所以看青年同學哪一位能夠充實自己，能夠真正挑得起來，才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我希望青年同學們將來有能力研究，這裡包括了一個人性問題，人性之壞啊，無法形容。比如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戰爭變亂下來，到孟子這個時候，那樣大聲疾呼也挽救不了那個時代。誰也沒有能力挽救那個時代，到最後出了一個秦始皇，再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漢高祖才統一天下。
為什麼歷史的演變會這樣？由於人性太壞，個個都太壞了，又都想變好。為什麼五六百年當中變不了？是什麼力量？什麼原因？這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我希望大家讀經書要配合歷史看，讀歷史要配合經書看，不然找不出原因。
我們中國文化的許多著作，不論是哲學史啦，文化史啦，對這個關鍵都沒有發覺，而且根本不知道有這個關鍵，也不把問題注意在這個點上，所以沒有鑰匙打開。
我希望你們這些青年要把握這個關鍵所在，不曉得諸位了解了沒有？我要跟青年同學們嚴正地講，這裡頭有個大學問值得研究，對於人類社會國家民族極關重要。
整理自《孟子與盡心篇》《孟子與離簍》 －－－－－－－－－－－－
提到歷史文化的演變與發展，我們可以再用一個新的觀念來說，在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兩個非常尖銳對比的事實，它始終存在於歷史的現實之中。
一個是人盡皆知的歷史上治權的事實，包括古今中外歷代帝王的治權，這是一般人所謂的大業。另一個是學術思想的威權，它雖然不像歷史上帝王治權那樣有赫赫事功的寶座，但是它卻在無形之中領導了古今中外歷史的趨向，而非帝王將相之所能為。過去中國的文化界，尊稱孔子為「素王」，也便是內涵有這個觀念。這是千秋大業，也許當人有生之年，卻是長久的寂莫淒涼，甚之是非常悲慘的，可是它在無形之中，卻左右領導了歷史的一切，而且它有永久的威權和長存的價值。
我們借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的兩句話來講，在人類歷史文化發展史上，的確若合符節，並非虛語。因此，我們姑且借用西曆紀元作標準，以五百年作一階段，從歷史分判中國文化思想的大勢。
（一）周代文化——文武周公階段 第一個五百年間，便要從周公的學術思想開始（約當公元前一一一五——公元前一○七九年間）。因為孔子的學術思想，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鬱郁乎文武」的周代文化，是集中國上古以來文化的大成。
（二）孔孟思想的階段 第二個五百年（約始自公元前五七一——公元前五四五年間），才是孔、孟思想興起的階段。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由此而經六國到秦、漢時期（公元前二五五——二○二）。孔、孟與儒家的學術思想，雖然崛立於魯衛之間，但當此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普遍流行，道、墨、名、法、縱橫、陰陽等家，瀰漫朝野，它被諸侯之間所接受和歡迎，還勝於孔、孟思想。即如漢初統一天下，從文景開始，也是重用道家的黃、老思想。一直到公元前一四○年間，由漢武帝開始重視儒術，再經公孫弘、董仲舒等的影響，因此而「罷黜百家，一尊於儒」。孔子的學術思想，和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才從此而正式建立它的學術地位。
這也正是司馬遷所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體、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的階段。但在西漢這一階段的儒家學術思想，著重在記誦辭章與訓詁之學，並無性命的微言與道統問題的存在。而且當時的代表大儒董仲舒，他是集陰陽、道家思想的儒學，也可以說是外示儒術、內啟陰陽讖緯之學先聲的儒學。至於公孫弘等見之於從政的儒行，幾近「鄉愿」，遠非孔、孟的精神，司馬遷在《史記》上列述公孫弘的史事，備有微言，不及細述。
（三）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變階段 第三個五百年開始，正當東漢的時期（王莽於公元九年正式篡位。而且揚雄所著《太玄》的術數之學，另啟東漢陰陽術數的儒學思想之漸）。由此經漢末到三國之間，也正是儒家經學的註疏集成階段，將近三百年來兩漢的儒學，到此已近於尾聲。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經》、《老子》、《莊子》之學的抬頭。從此歷魏、晉、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階段，便是佛教禪宗的初祖——達摩大師東來的時期（梁武帝自公元五○三年建國，達摩大師的東來，約當公元五一三年間的事）。我們必須注意王莽的思想，也是承受儒家政治思想的一脈，以恢復井田制度的理想為目的。但他缺乏心性修養之學的造詣，與孔、孟的儒學思想無關。 在這第三個五百年間，自漢末三國之際，由於佛教傳入之後，儒、佛、道三家的優劣，和宗教哲學的爭論，一直延續到隋唐之際。有關這些文獻的資料，我們都保留得很多，可惜注意它的人並不太多。因此可說這個時期，是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變階段。 其次佛教的各宗，也在此階段開始逐漸萌芽。例如與禪宗並重的天台宗，也自梁天監十三年到唐貞觀年間正式形成。負有盛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師，便在隋開皇十七年間才開張他的大業。如果以儒家學術為主的立場來講，這五百年間可以說是儒學的衰落時期。
（四）隋、唐文化與儒、道、佛及理學勃興的階段
第四個五百年，便是隋、唐文化到宋代理學興起的階段。中國佛教十宗與中國佛學體系的建立確定，便是由隋到初唐而至於天寶年間的事（約當公元六○○——七五六年間）。但這個階段，卻是中國文化最光榮的階段，也可以說是唐代文化鼎盛的階段，可是儒家的學術思想，除了詞章記誦以外，並無太多義理的精微。
自唐太宗「貞觀」之後，從達摩大師傳來一系的禪宗，南能（在南方的六祖慧能）和北秀（在北方的神秀）之後嗣，便大闡宗風，風靡有唐一代。我們如果強調一點說初唐的文化，便是禪的文化，也並不為過。但在此時期，道教正式建立，道家和道教的學術思想，自「貞觀」以後，也同禪宗一樣，同樣地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因為佛教受到禪宗影響而普遍地宏開，於是引起中唐以後，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韓愈闢佛事件。
韓愈闢佛開啟了宋儒理學的先聲。韓愈闢佛事件及其著作《原性》《原道》和《師說》的名文，是在唐憲宗「元和」間（約當公元八一九年）的事。我們說句平實的話，只要仔細研究韓愈的思想和當時文化與宗教的情形，與其說韓愈是在闢佛，毋寧說韓愈是在排僧，或者可以說激烈地在排斥佛教的形式而已。至於韓愈在《原道》中所提出「博愛之謂仁」的思想，那是從他專門研究墨子思想的心得，融化入於儒家思想之中。一般人都忘了韓愈的學問，致力最深的是墨學，因為後世很多人忘記了這個重點，便人云亦云，積重難返了。其實，除了韓愈的闢佛，漸啟後來宋儒理學的先聲之外，真正開啟宋儒理學思想的關鍵，應該是與韓愈有師友關係的李翱所著之《復性書》——文。
禪宗五家宗派的隆盛，由公元七七○——八五三年到公元八八四——九五六年之間。禪宗的五家宗派，鼎峙崛起，各自建立門庭，互闡禪宗。如溈仰宗所建立○（圓）相的旨趣，開啟宋代「太極圖」的先河。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取《易經》重離之卦的互疊作用，激發宋代邵康節的易學思想。臨濟宗的「三玄三要」之旨，對宋儒理學的「太極涵三」之旨趣，極有影響。此外，雲門宗和法眼宗的說法，也都與理學有息息相關之妙。
（五）宋明理學與王學的階段 第五個五百年，便是繼晚唐五代以後宋代儒家理學的興起。宋太祖的建國，正當公元九六○年間的事。到了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便有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五星連珠）的記事。這個天文星象的變象，也就是後世一般人認為是感應宋初「文運當興」的象徵，因此認為宋初產生了理學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 」的天象應運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間（約當公元一○○○年間），儒家的理學大行，已有要取禪宗而代之的趨勢。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開始，道教也大為流行，一直影響了徽、欽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時可以注意的，便是公元一○六八年間，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復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黨禍和理學門戶之爭，便也在此時期揭開了序幕，這是中國文化學術史上一件非常遺憾，也許可以說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當此之前五百年間，禪宗的王氣將衰，到了這個五百年間，宋代五大儒的理學思想，崛然興起而替代了禪宗五家宗派的盛勢，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由宋儒朱熹、陸象山開始，經曆元、明而到王陽明理學的權威時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卒於慶元六年（公元一二○○年）。陸象山生於紹興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卒於紹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朱熹的「道問學」和「集義之所生」的宗旨，和陸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離瑣碎的探索，便是中國文化史上非常有名朱、陸思想異同之爭的一重學案。到了明代憲宗成化、嘉靖之間（約當公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間），王陽明理學的思想大行，從此以後，中國文化思想的領域，大半都是陸、王的思想。
（六）明清儒學與近百年歷史的巨變 第六個五百年，就是開始經明武宗而到萬曆，王學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終至有「聖人滿街走，賢人多於狗」之譏。理學到此，已勢成強弩之末，也與禪宗一樣，都有等分齊衰之概了。
清初諸大儒，如顧炎武、黃梨洲、顧習齋、李二曲等人，遭遇國亡家破之痛，鑒於明末諸儒「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迂疏空闊，大唱樸學務實，學以致用於事功的成就。一變明末理學的偏差，大有宋儒陳同甫、辛棄疾的風範。而且極力鼓吹民族正氣的良知，延續中華民族的正氣和中國文化的精神，因此影響直到清末而產生了孫中山的思想，如「建國方略」和「心理建設」等等，也可以說是承接顧炎武、黃梨洲之後而繼孔、孟儒家思想，融會古今中外的文化學術而構成簡明易曉的大成。
由滿清入關而到「甲申」建國的時期，也便是公元1644年間的事，從此自十九世紀的末期而到現在的世紀交替，我們的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又遭遇一個古今中外未有的巨變階段。理學的形式和禪宗的新姿態，似乎正在復活，它將與古今中外的洪流，有接流融會的趨勢。
衡之歷史的先例，以及「易經」術數之學的證驗，很快的將來，新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必將又要重現於世界了。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我們立志，記住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訓，作為國家、為自己事業前途的準繩。
整理自《中國文化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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