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x年一个初冬的一个非周末早晨，一个绝对没有阴霾天的早晨，我对被我连蒙带骗哄到天津住了几天的母亲说：妈，我们出去走走。然后打车去了天津站地下，上来买了票就上去北京的高铁。等高铁已经飞驰在华北大平原上时，我问妈妈“您知道这是上哪儿吗？”。妈妈说：“去北京吧”。老妈看着清澈天空中的太阳，方向感还是不错的。“您多少年没有去过北京了？”“80年路过过两次。真正去北京是62年的事儿了，那时候还没你”。
半小时到了北京，下高铁，打出租，到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下来，沿着左侧走到长安街，进天安门，上天安门，瞭望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市容，然后过端门和午门，就进了故宫博物院，一个个大殿的走过，当然了，上下台阶，要搀扶一下老太太。那天天真好，从太和殿的座台上看西山清清楚楚的。
经过御花园，出了神午门，要走一段才上了出租，又去前门大栅栏，妈妈要去看看她伯父家房子还在不在。到哪里一看拆的乱七八糟的，我说不进去了（我知道一个三堂舅一家还独住那个老四合院，不想去当不速之客）。已经中午该吃饭了。想来70多岁的老妈真厉害，和我走了2公里都没有觉得累。
走在新修的古老前门大街上，看着一个个装修一新的古老店面，想着吃点儿啥好呢？就看到了路东边的“都一处”烧麦店。“妈，我们娘俩吃烧麦？”“中”。好在不是周末，人非常的不多，不用排队。
“这烧麦做的怎么这么憋呀？”
“真是的！”
“不如我大爷（爷）家做的好吃”。
妈妈心领神会“嗯呐，那是73年吧”。
“是。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吃的都是我大爷家做的那种，里面有糯米”。
“我说呢”。
1969年，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正搞得如火如荼。有一天下午，一行5人的一家人给一辆牛车拉回村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好象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过了几天，我爷爷和这家的那个老头（其实就比现在的我大一两岁）在一起倒粪（把牛的粪便经过发酵后由大块弄成细块），爷爷说这是你大爷（爷），快叫大爷。俺这好孙子乖乖的说了一声“大爷好！”。老头很帅气，国字脸长得好，带着眼镜又显得很文气，干农活儿，还戴着一个大围脖。
话说前清时期，西风东渐，洋教成了时髦。在我们那个村庄，有三户成了基督教徒，属于新教派，德国或英国背景的。这三户信教的，有我爷爷的爷爷的爹（这里面有几个great？或者按我小女儿的说法“how great？”），有这个大堂爷爷的爷爷的爹，还有一个孤老太太。
由于家谱在本县文革时无一例外的都被烧了，村里面几个90岁以上的老人在血缘上与我家比较远，所以在细节上我无法进一步考究。
反正听爷爷说，我家是“吃教会饭的”，爷爷的爷爷是唐山赵各庄煤矿的矿司（相当于副矿长兼总工），爷爷的父亲是德国留学回来的，学铁路的，是天津北面杨村站（现武清区）的第一任中国人任的站长（大约是1914年）。爷爷反复自豪地强调这个第一，以至于当我当博导当老板时，对天津武清县的都多有一份照顾，人的感情是不是挺微妙的？
我爷爷还对当时八九岁的我说，他的奶奶都会英语。这真让我这个会英语的老奶奶的孙子的孙子自弗不如，我现在英语也不怎样。
我爷爷的叔父、姑母，上的是陆军大学和直隶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可是五四运动以前。
至于我爷爷，。。。。。。，打倒小日本！！！
这个也信基督教的大堂爷家，好像总是时代弄潮儿。他爷爷是永平府的吏（不知道啥官儿），他爹是读过洋学堂的。他爹为他们设计的人生道路：
老大（大堂爷爷），学武，国民党军官，汪伪汉奸
老二，学文，国民党军官，后来的农工民主党创党党员
小妹，学医（军医），共产党员，解放军副师级干部
三弟，学教育，国民党，后来59年成为右派。
现在想起来，这老爷子牛啊，不把蛋放在一个筐里。又想起来这次回美前，在南开大学表姑家吃大馅儿蒸饺，她说我九姨奶奶的公爹也是这样为三个儿子设计的，共产党里有解放初的市委书记，国民党里有少将，还有跑国外做买卖的。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爷爷他们四兄妹都倒过霉。
老大，汪精卫伪政府时期的伪军头目（应该是师级旅级？这里我就不为汉奸张目了），后来在南京当一个中学的校长一直到解放后文革。
老二，解放前就入了章伯钧的农工民主党，解放后也是回乡当了一个中学校长。他是我们县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我还记得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他从北京回来后，来我家告诉我爷爷他在北京见当时的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的情景，还转告我们家在北京亲属的口信：我爷爷的同父异母弟和亲堂弟都找到了，并带回国外来信的手抄件。这个二爷爷口才不行，讲话期期艾艾的，但是古诗写的那是相当好。他有个从青岛找的漂亮二奶奶（不是二奶），是我的小学老师，我总觉得她长得像文革旗手，脸型肤色都像的很，但是人性格很好，也活了九十多岁。
那个小妹（堂姑奶奶），参加的是共产党解放军，相当于大学毕业，在301医院做行政工作。她的丈夫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军官，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副司令级别的，后来是总政保卫部副部长，王张的人。四人帮被粉碎的第二天晚上，这个军人，他吃了100片安眠药，死了。成了唯一为四人帮当即殉葬的“死党”（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影印件上的用语），一年后自杀身死的于会泳不算。
这个姑奶奶在四人帮当权时期，回一趟家的气派是很大的。一般是带着一个小警卫员，还要北京我大姥爷的进城妻（何谓进城妻？你懂的）或妹陪着回家，只受我二舅那样的革命干部邀请吃饭，只有我爷爷那样的从小对她外出求学多有照顾的人才得以相见。但是1976年冬她被强制复员遣返回老家，待遇就不同了，我等草民也得以上前喊一声“姑奶奶好！”。后来落实政策，恢复副师级待遇，死后入八宝山。至于他们的儿女，因在国内靠山一倒，于是成了最早出国的那一批，发财发的也大，他们的豪宅是当年上海的部分得势和失势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们在欧洲的聚集点。
老三略去不表。
这个老大，真正倒霉是文革发配回家以后。待以后详细道来。
单说他们的母亲。我们那里人常说，一家人是否幸福安康，就看他们家老太太，就看他们家老太太是否有福（是否积德行善）。其实也就是看他们家娶的儿媳妇。上一个故事（故事14）中的那个二妗子，差不多弄的我姥姥家家败人亡的，这就是反例。
这老太太，慈眉善目的，穿戴整整齐齐（与我姥姥媲美吧），整天拄着一个非常好看的拐杖。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是军属，手头阔绰，如果村里面有来沿街叫卖的，比如卖杏的，她老人家就会掏出五毛钱来买上二三斤甜杏分给在场的孩子们，在冬天，她老人家甚至买一斤干豆腐（豆腐皮）给孩子们扯扯分了吃，那有可能是这个孩子儿时吃的唯一一次杏或干豆腐。
这个老太太家的大门上，每到过年过节时，都会给队里干部贴上对联，门楣上还要写上光荣军属。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她的三个儿子，不是两个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右派分子吗？不是要经常批斗，经常游街，经常挨揍吗？她人好是好，也不能就说她是军属啊? 带着问题问爷爷，爷爷说，她还有个女儿是军人，嫁给了徐海东弟弟（这话恐怕有误）。
反正这些够我这个小脑瓜当时去想的。
老太太活了近九十岁，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半年，她女婿自杀她女儿倒霉前，安然去世。当然了，就没有赶上三个儿子都平反后的好日子。
这个大爷爷，上的是军官学校，老家也已经有了老婆。可是他在南京当汉奸时，积极参加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把很多学生抓入监狱，其中一个出身教师家庭面貌姣好的共产党员女学生就被他看上了，就威胁利诱女学生，说只要你当我老婆，我就可以把你放出来。女学生无奈，只好同意。
所以他实际上是和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太太幸福过了一辈子。这个太太，我和妹妹私下里都称她为小大奶奶（称北京大姥爷那个进城妻为小大姥姥）。
1969年，大爷爷，这个大奶奶，他们的二女儿，二儿子，小女儿，就被遣送到老家农村。
除了大爷爷，他们家其他人的话，哪怕讲的是普通话，我们村的人，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只有我爷爷、我姥爷、我姥姥、我爸爸、我妈妈听得懂。记得一次他们家二堂叔问我爷爷他的工分之事，我爷爷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宁军，可是我听起来却是“lingju，另据（这里哪一位是南京人，宁军在南京话发音是什么？）”。这个二堂叔可有才了，素描，尤其是自画像，画的可好了。
二堂姑和三堂姑，可漂亮了，二堂姑长得像大爷爷，是北方型的国字脸美人，而小堂姑，俨然就是大堂奶奶的copy，脸型、眼睛一看就是江浙人。
小时候见到堂姑们，决定了我长大后谈女朋友找老婆必须找南方人的这个注定宿命。必须是白净的、高挑的、讲话有些南方口音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南方人。按图索骥，也是找得到的。
我们家人天生不会趋炎附势、还专门同情弱者，村里人敌视他们整他们，但是我爷爷、我姥爷、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们没有歧视欺负过他们，反而各方面帮助他们。
那个南京的小大堂奶奶有时候到我们家串门和我奶奶说老多南京的趣事（奶奶居然也能听懂南普？），说到他们家有寄过来的南京板鸭。我不知道南京板鸭是什么东东，但是由于这个词儿显得很怪，我就记住了它。
我见到吃到南京板鸭，是我第二次去南京，在2012年。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大堂叔的儿子被寄养到老家农村来了。他和他爷爷叫公公，和他奶奶叫婆婆。奇怪得很！
在北方在我老家，公公婆婆是儿媳妇背后称呼丈夫的爹妈的。
文革中的村里人，是怎么对待（收拾，整）这一家人的呢？
话说有一天晚上，大队把社员召集起来，把村里面20多个戴帽的、摘帽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也叫过来。一个四百多人的村子，黑五类就有20的人，还不包括他们的子女，黑五类要集体上台亮相，公社团委书记、大队民兵连长，用拳头、干脆是用青杨树竿子（不是枝子，不是条子）把他们揍一顿。然后开展逐个批判，这个大堂爷爷夫妻两个就是那天晚上的批判重点对象。民兵连长的木鞭子，又急又快一下下地击在这个老汉奸的后脖子上，慢慢的就见竿子变得有红色了。
高尔基在《童年》里写道：外祖父用蘸水树条子鞭打犯错误的表哥萨沙，“我”的心随着树条子也一上一下的。
在后来，批判从南京发配来的汉奸婆成了主旋律，是因为她是叛徒。好在另外两个外地媳妇，一个嫁给了反动军官，一个嫁给了特务，一个山东济南的，一个青岛的，还没有一起批判。
以后的几天，每天早晨社员们上班前，这一对汉奸夫妇就一个敲着锣、一个打着镲，在村子里转着，还要不时的停下来站在那里数落自己，大人们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表情复杂，但该干啥干啥去，一群饿着肚子的（相对于吃饱了撑的）孩子们就在后面跟着围着，起哄着。
有那么一天，我陪我爷爷去他们家看老太太，临出大门时只见老汉奸夫妇正游街回来。大奶奶一看到我爷爷，神情复杂、眼圈一红，把锣锤放入另一手中腾出一只手来，当即反手一巴掌就打在了大爷爷的脸上，眼镜也被打掉了。嘴里还说了些什么。只见这时候的大爷爷，不动声色的，弯腰把眼镜捡起来，用那个眼镜盒里的羊皮巾擦一擦，从容的戴上了。我爷爷安慰两句，赶紧退场。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爷爷脸上有着憋不住的笑意。
过了几天，老哥俩又在一起干活，作为哥哥的我爷爷忍不住还要逗一逗这个本来就倒霉的弟弟，“我说，弟妹那一巴掌下去，就真的不疼？”“她才有多大劲？！”。
苦中作乐，也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生活。
70年代初一个仲春中的一天，那时候还没有阴霾，大太阳好的很，大爷爷忍不住的心旷神怡，放声来了句“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下一句“艳阳天春光好白鸟声喧”突然就憋回去了。
这已经闯了祸，老汉奸竟敢唱《四郎探母》，这不是宣传卖国投降主义？立马在地头开展批判会，批判老汉奸宣传封资修，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传反革命大毒草。
社员们不用干活还白拿工分，还有活猴戏看，何乐不为？只是远处其他生产队的社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还不能过来探个究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