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 磨难
1976年兔年的小年，我出生了。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和母亲经历了波折的九个月。因为在我之前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的存在违反了刚刚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村的两个媳妇一左一右陪着母亲去了医院，要做堕胎手术，打掉我。这两个同村的“婶子”名曰“陪着”我母亲去流产，实际上是监视她，保证她会到医院，不会半路跑了。因为老三莹莹只比我大一岁多，老大、老二儿都是调皮的半大小子，我的姥姥和爸爸都觉着再要个孩子太累了。人家不让生，就别生了吧。我妈也就被说服了，跟着这两个媳妇去了医院。挂号、交钱、排队，我妈要爬上产床了。护士看着产床太高，要往下降降，三摆弄两摆弄，产床卡在了最高处。我妈和她隆起的腹部，就像祭祀台上的牺牲高高矗立在产房里。护士折腾了半天，产床还是高耸在那里。她只好让我妈明天再来。这时我妈忽然改变主意了，她想留下这个孩子。如果是个女孩，可以给老三莹莹打伙儿。这样，莹莹就不会像她一样，无姊无妹，有个事，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诉说。同村的两个媳妇把我妈送到家，嘱咐她准备好了，她们明天一早再来接她。她们一走，我妈抓了几件衣服，就跑了。她一路缩着肚子，跑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等村里人找到她，我已经7个多月了，我妈那年34了，一个营养不良的高龄产妇，医院不敢给流产了。这样，我就活了下来。感谢一张用了二十多年、从没上过油的产床，属兔的我生在寒冬腊月、光秃秃的鲁北盐碱地上。我妈说我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八、九点出生的。因为灶王爷爷下凡，家家都要备上好吃的，我可是出生在个黄道吉日，一生不愁吃穿。我追问是早上八、九点儿还是晚上八、九点呀？我妈疑迟了一下说是晚上。她这一疑迟，可信度就大打了折扣。我又追问，真是小年那天吗？她说是，就算不是小年，也是小年前一天或后一天。怀了六个孩子，养活了四个孩子的妈妈能记住小年前后就不错了，只是可怜那些日后给我卜卦的算命先生了。
对抗计划生育并不是我作为胎儿和母亲经历的大磨难。我们的大磨难是村里拆我家的墙、占我家15米见方的院子。那一年，村里一个叫大海的人，当上了运输公司的经理。小小的县城才有几个公司、几个经理呀？大海出人头地了，村里开始流传一个故事：给大海家迁老坟的时候，里面盘着一条碗口粗的青花大蛇。龙息之所可是福泽之地呀。家里要出能人、官人了。大海有个体弱多病的妹妹，当哥的给她找了个柴油机厂拿工资的丈夫。我们村一共有三户大姓，哪一分地、哪一口井姓什么几百年来早就分得一清二楚。大海的妹夫落户我们村，大海又不愿意把族宅分给这个上门妹夫，就开始算计起同姓旁枝里根基浅的人家。我姥娘改嫁才进了这个村。我妈顶着她继父的名，用小推车硬是一车一车地在村里的湾边儿上垫出一块儿宅基地，断断续续盖了北屋、西北屋，东西厢房，又拖了两年攒足了红砖盖了厨房。省吃俭用五年，一个院落有模有样了，就差建个水泥的正式的院门。我家一开始在院子的东南角留了三、四米的空儿来建大门。我妈请来算命先生，他拄着拐棍、摸索着说这东南角是块刀把之地，伤人，不能建在这里。门就建在了西墙上。我妈就把东南角的刀把儿开成菜地，种了郁郁葱葱的扁豆、木耳菜，却没接上围墙。大海打起了这刀把儿的主意，不过要把她妹妹的新房安在这里，这块儿刀把儿太小了，盖不了房子，得占我家的院子，拆我家的墙。我妈当然不干，村长吃了、喝了、拿了大海的，说你家院子大，往后倒15米，这是村委会的决定。你干不干都要往后倒。不干，就给你拆了。党员给我带头拆。我爸爸是党员，不敢公开作对。我的两个哥哥都还是孩子。只有妈妈和敏锐地感受着她每一丝愤怒的我奋力抵抗着党员强拆队。抗争中的我感受到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三十年后这片土地上和我们遭受一样屈辱的人。那些为了守卫祖宅被铲车压死的冤魂、那些为了保卫家园自残抵抗的钉子户、那些被流氓强拆队殴打的村民。他们的冲动、愤怒、绝望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在妈妈的子宫里翻转着、舞蹈着、歌唱着，村里先锋分子对妈妈的厉声呵斥也加入了这合奏。“专政分子的女儿也敢闹！”“还能让出身不好的有这么大的院子，都成暴发户了！”妈妈的声音出离愤怒，变得歇斯底里，“这是我们用小推车一车车垫出来的院子呀！你们怎么能说抢就抢！”“我都没见过我爹的面，你们少拿他来压我！你们压得我还不够吗？！现在又来毁我的家！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我妈用尽了一个矮小的中年妇女能用的方法，1米5的她是多么弱小、单薄。这些拿着锄头、铁锨的男人很快就推倒了我家的院墙。我妈感到满腔的愤怒和冤屈，她拒收村里给的三十元的补偿费，又找上边去说理，一直找到一个姓胡的县长那里。他们当然是官官相护，没有人为了一个平头百姓去得罪自己的同僚。我倔犟的母亲投诉无门后，仇恨伴着泪水和屈辱顺着她强健的脐带输送到我怦怦跳动的心脏。她诅咒着不得不天天见面的南邻，那个病恹恹的大海的妹妹、刁蛮跋扈的村长、每一个拆墙的党员。我在母亲的肚子里也被这一阵阵猛烈的情绪冲击着，在小寒岁末降临在枯黄、萧瑟的鲁西北沙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