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五十年前就讲GDP

GDP乃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有趣的是，这么高大上的经济学术语，中国农民早在50年前就常挂在嘴边了。不过他们讲的是“鸡地屁”，恰与GDP谐音。

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苏北某穷县，又被一竿子插到底，去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那里一看，我不禁儍了眼：农民吃的是地瓜干馇子粥（即番薯干加少量大麦碎粒），而且半饥半饱。农民住的房子是泥墙草顶；队长家的房子最好，也不过房基有几层砖，上面还是泥墙草顶。强男劳力一天计10分工；一般男劳力和妇女，只能计6、7分工。到年底分红，口粮之外，强男劳力的10分工可得1角5分钱，非强劳力和妇女，只分到1角钱。这是什么概念？当时集市上鸡蛋5分钱一只，也就是说，强男劳力辛苦一天，只值3只鸡蛋；妇女辛苦一天，只值2只鸡蛋。

我觉得这里农民的生活太苦了，可农民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们10分工好歹还值1角5分，有的地方非但分不到钱，还要倒贴呢。”我大为不解：出力干活怎么还会倒贴钱呢？后来我才明白原由。每年收获的粮食先交公粮、再按人头分口粮，已经所剩无几。卖了余粮要还赊欠的种子、农药、化肥等款项，再有剩余才能按工分分红。遇到歉收，还赊欠都不够，工分自然是负值，谁干得多谁就亏得多。这是摆到台面上的解释，还有两个不可明说的原因更重要：在“吃大锅饭”的制度下，农民根本提不起劳动热情，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产量怎能提高？加上生产队干部三天两头聚在一起胡吃海喝，吃的都是民脂民膏。农民们敢怒不敢言，只能以消极怠工来对抗。如此恶性循环，工分不变负值才怪。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眼下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听上去也不错。然而半个世纪前，中国农村有些地方，根本不能多劳多得，而是多劳多亏。

工分是负值，农民的日子怎么过？当地的农民常讲，他们就靠“鸡、地、屁”。第一是“鸡”，每家限养三只，超过三只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的。鸡蛋舍不得吃，到集市上卖5分钱一只。农民说：“家里的针头线脑和灯油，全靠鸡屁眼”。第二是“地”，就是自留田，面积不大但精耕细作，一家人吃菜全靠它。

第三是“屁”，就是屁股排泄的粪尿。这里面的文章最大，那时最主要的肥料是人粪尿，十分珍贵。每家每户都设有茅房。农民们去十里八里外办事，有了大小便也要憋着，回去解到自家的茅房里，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除了自家人的粪尿，还要千方百计捡野粪包括捡狗屎。我们几个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被安排住在废弃的队房里，连厕所都没有。我们只能钻进附近一座废弃的砖窑去解手。开始时我们担心过不了几天，砖窑将布满粪便无从下脚。谁知道这是杞人忧天：每天天还未亮，砖窑里的粪便就被早起的农民捡得干干净净，连手纸都被捡去烧灶。等家里的茅厕满了，队里便来检查粪水质量（粪水稠度、有无掺泥土），按质按量收购。卖粪是农民收入的大头，扯布做衣、看病吃药都指望着它。

农民过日子不得不靠“鸡、地、屁”，实在悲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大学生，看到农民生活得如此贫穷十分悲催。报纸上成天说，世界上三分之二（又说为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水深火热”就在自己身边。谎言被戳穿、明白了真相，是我发配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获。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