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工具书的编写应该严谨、认真和求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孙越生主
编的几部汉学类学术工具书指谬
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孙越生，生前署名主编的汉学工具书很多，从《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到《美国中国学手册》及其增订本等等，这个据说曾经代表了汉学研究“国家队”水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下属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主任”——或者曾被美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创始人——堪称20世纪垃圾汉学著作的作佣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发起组织的、由他主持编写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工具书，至今还在再版着。
但是，在这些学术工具书出版的背后，却是这些著作错误之多，几乎让人无法使用、等同学术垃圾了。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他主编的工具书学术不严谨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如，《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423页上介绍的一位美国汉学家“Tong,Lik Kuen”时，居然把这位学者的中文名字错译为“董力坤”！而实际上，“Tong,Lik Kuen”就是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唐力权教授。把“Tong,Lik Kuen”错译为“董力坤”是英文水准下降还是汉学知识贫乏呢？我不得而知。
再如，孙越生主编的另一部大型学术工具书《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一书，据说也代表了国家级学术水准。然而，该书第307页上明确地记载墨子刻的“研究专长：墨子研究”。
这样的几部孙越生主编的错误百出、严重失信的汉学类学术工具书，居然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等人的公开肯定和赞美，实在让人怀疑什么才是评价学术工具书的学术尺度和基本标准？进而我们不得不怀疑张西平等人是否真的认真阅读过这些工具书？既然是研究海外汉学的专业学者，怎么可能发现不了这些工具书中成堆出现的低级错误？
为了学术工具书编写的学术严谨性和可信度，本文作者决定开始对他主编的学术工具书逐一审查并指谬。
这些错误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 汉学家的汉语名字翻译错误
- 汉学家的个人经历介绍错误和失实
- 汉学家的汉学著作介绍错误和失实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页：孙主编声称ADIE是：“通晓法、德、意、西、希、日、俄和中文”。订正：实际上，他根本不“通晓”这些语言，除了英语之外，他只略知法、日、中文。那么，孙越生加封别人“懂”的那些外语，证据何在？
说《世界中国学家名录》是垃圾，关于澳大利亚，孙越生只收录介绍了四个人，而这四个人绝非全澳第一流汉学大师，而是一般般的学者而已。甚至只是副教授和讲师，那么著名的新汉学发起人和著名华裔汉学家柳存仁这些大牌怎么完全漠视？可见该书作为学术工具书非常不可信，连起码的介绍也不具备。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页孙越生声称ADIE是：“泰维斯……1939年生，1961年阿默斯特大学文学士”,就是这么个牛人,居然是“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1939年生”怎么可能却在“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页：孙越生介绍的奥地利学家卡明斯基的代表著作只是一本《中国的国际法和外交政策》，其实，作为著名汉学家Gerd Kaminski的学术专著很多，代表性著作根本就不是这一本。足以证明孙越生根本不了解Gerd Kaminski本人及其研究。我罗列如下：《Der Blick Durch Die Drachenhaut》、《General Luo: Genannt Langnase》、《DER BOXERAUFSTAND》、《China-Taiwan. Historische, politische und völkerrechtliche》、《Bewaffnete Neutralität》等等。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3页：孙越生介绍的奥地利学家Otto Ladstatter。其实，这位老外的全部名字是Otto Ladstatter Hans van de Ven，他的中文名字，孙越生在书中介绍是“罗致德”。他真正的汉语名字叫：“方德万”或者“方德迈”。该书对方德万的学术介绍也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0页：
孙越生介绍的加拿大奥汉学家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的中文名字是“普利布兰克”。他真正的汉语名字叫：“蒲立本”。该书对Edwin George Pulleyblank的学术介绍也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著名著作和学术专长是古汉语上古音的研究，中华书局, 1999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中文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孙越生声称：傅因彻著作为“《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他的翻译如下：“《1905-1914年地方、省和全国政权中的自治运动》”。
订正翻译如下：“《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3页：孙越生声称：威克伯格“1949年俄可克拉何马大学学士，1950硕士”。一年就完成入学和取得硕士学位毕业？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3页：
孙越生将Edgar Wickberg 名字翻译为“威克伯格”，有证据吗？！他真正的汉语名字叫“魏安国”。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2页：孙越生居然不知道Vaclav Smil 的出生年，如此学术不严谨，居然可以出书？！按：Vaclav Smil生于1943年。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1页：孙越生将Wayne Schlepp 名字翻译为“施莱普”，有证据吗？！他真正的汉语名字叫“施文林”。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1页：孙越生声称William G. Saywell 曾任“英尼斯学院院长”，他真正曾任的职务是“西门菲莎大学校长（1983年9月1日—1993年3月1日）”，而不是什么“英尼斯学院院长”。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0页：孙越生声称Jordan Paper曾任“1973-1974台湾一学院美国文学客座教授”，这是谁TMD这么告诉你的？！有证据吗？！真是TMD胡说八道不用担心被罚款。他在台湾真正曾任的职务是“Visiting Professor, Ching-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而不是什么“美国文学客座教授”。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0页：
孙越生将Daniel Lee Overmyer 名字翻译为“奥弗迈尔”，这是谁TMD这么告诉你的？！有证据吗？！他真正的汉语名字叫“欧大年”。社科院图书馆孙越生垃圾汉学著作指谬19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9页：
孙越生将Diana Lary 名字翻译为“拉里”，这是谁TMD这么告诉你的？！有证据吗？！你为什么不叫她“拉屎”或者“拉稀”呢？！她真正的汉语名字叫“雷黛娜”或“李友华”。
社科院图书馆孙越生垃圾汉学著作指谬20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5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的书：“《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Collision ,Scientific Apparatu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3》”，并将其翻译为“文化冲突事例研究：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使华时的科学机构”。这就是他的英语理解能力！该文发表在《Annals of Science》第 38卷: 503-525页。该文作者是“John Launcelot Cranmer-Byng”，而孙越生根本不知道此人全名，只好写成“John L.Cranmer-Byng”。这本书的英文名称中根本没有“伯爵”二字，他也根本没有将“Embassy”的意思翻译出来。它的准确汉译应该是：“文化冲突事例研究的一个案例：1793年马戛尔尼外交使团来华时的科学机构”。
社科院图书馆孙越生垃圾汉学著作指谬21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的书：《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这本书居然被截为半节，因为该书是1968年出版，它的全部名称是：《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由此可以看出孙越生治学十分不严谨，连书名也写不全。
社科院图书馆孙越生垃圾汉学著作指谬22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Ralph, C. Croizier”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而是胡说八道翻译为“克罗泽”。按，他真正的汉语名字叫“郭适”。
社科院图书馆孙越生垃圾汉学著作指谬23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3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Ivana Bakesova”时，居然不知道他的研究论著是什么，全文只介绍这个外交官的简历。这叫TMD“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吗？人家是否真的是汉学家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收他进入此书？这可是工具书呀？而且，这个Ivana Bakesova曾经担任捷克查理大学的汉学教授。可是这一经历，孙越生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社科院图书馆孙越生垃圾汉学著作指谬24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5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Josef Kolmas”时，居然没有介绍他最重要的汉学著作、编辑注释的《中国来信》一书。这就如同介绍费正清不提他的《美国与中国》。这叫TMD“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吗？那么这样的工具书还有使用意义吗？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5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Oldrich Kral”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叫“克劳”，却自以为是地写作“克拉尔”。克拉尔？还克拉屎呢！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7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Vivianne Alleton”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叫“艾乐桐”，却自以为是地写作“阿勒通”。阿勒通？还TMD阿尔泰呢！如此胡说八道的人名翻译。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17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arieClaire Bergere”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叫“白吉尔”，却自以为是地写作“贝热尔”。“MarieClaire Bergere”根本就不发“贝热尔”的音！如此胡说八道的人名翻译。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2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Lucien Bianco”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叫“毕仰高”，却自以为是地写作“比昂科”。“比昂科”？还TMD“比尔·盖茨”呢！如此胡说八道的人名翻译。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4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ichel Cartier”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叫“贾永吉”，却自以为是地写作“卡蒂埃”。“Cartier”根本就不发“卡蒂埃”的音！至少也可以翻译成“卡迪亚”呀！如此胡说八道的人名翻译。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程抱一”时，居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约六十余岁”。按：程抱一出生日期是1929年8月30日。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5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程安娜”时，居然不知道她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大约三十余岁”。按：程安娜出生日期是1955年7月11日。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28-29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Elisseeff”时，居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叶理绥”，却自以为是地将其名字翻译为“叶利塞耶夫·瓦迪姆”。这和将英文中的“蒋介石”名字翻译为汉语的“常凯申”一样的无知。连如此起码的汉学史常识也不具备的孙越生，你还有什么脸出来混饭吃？说你是垃圾汉学著作的创始人，冤枉你了吗？！孙越生，你居然连“叶理绥”是谁也不知道吗？！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35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Catherine Jami”时，居然不知道她的汉语名字其实叫“詹嘉玲”，却自以为是地写作“林力娜”。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37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雷威安”时，居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大约六十余岁”。按：“雷威安”1924年生于天津。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4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ichelle Loi”时，居然不知道她的汉语名字其实叫“鲁阿”，却自以为是地写作“卢瓦”。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4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ichelle Loi”时，居然不知道她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大约五十余岁”。按：“Michelle Loi”1926年生于巴黎。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4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arie-Claude Paris”时，居然不知道她的汉语名字其实叫“白梅丽”，却自以为是地写作“帕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4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ichel Soymie”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其实叫“苏远鸣”，却自以为是地写作“苏运鸣”。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5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artine Vallette-Hemery”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其实叫“赫美丽”，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瓦莱特-埃默里”。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5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Pierre-Etienne Will”时，居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维尔”。《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51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Léon Vandermeersch”时，居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约六十余岁”。按：“Léon Vandermeersch”1928年生于巴黎。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53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Wolfgang Leander Bauer”时，居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却自以为是地写作“鲍尔”。《世界中国学家名录》5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Gunther Debon”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是“德博”，却自以为是地写作“德邦”。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68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Wolfgang Kubin”时，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顾彬教授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约四十余岁”。按：“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第71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Helmut Martin”时，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马汉茂教授的出生时间，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现年约五十余岁”。按：“Helmut Martin”生于1940年。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5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Klaus Sagaster”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是“夏嘉”，却自以为是地写作“萨加斯特”。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75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Helwig Sghmidt-Glintzer”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是“施寒微”，却自以为是地写作“施米特”。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76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Rolf Trauzettel”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是“陶德文”，却自以为是地写作“特劳策特尔”。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81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Michael Weiers”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是“魏弥贤”，却自以为是地写作“魏尔斯”。哈太TMD搞笑了吧？！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89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Irene Eber”时，居然不知道她的汉语名字是“伊爱莲”，却自以为是地写作“埃伯”。哈太TMD搞笑了吧？！还TMD“埃及共和国”呢！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10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Giovanni Stary”时，居然不知道他的汉语名字是“史达礼”，却自以为是地写作“斯达里·乔瓦尼”。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100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Paolo Santangelo”时，居然不知道他的学历和经历，只是写为“现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历史教授”。
我订正如下：
1974年，他开始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担任研究员助教，随后成为研究员。1992年以来兼任《明清研究》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99页：
孙越生在该页介绍“Luciano Petech”时，居然不知道他的学术经历和贡献，甚至也根本不了解他长期在印度的大学工作的经历，只是写为“罗马大学文学和哲学系东亚史教授”。我订正如下：
Luciano Petech (8 June 1914, Trieste – 29 September 2010, Rome) was an Italian scholar of Himalayan history and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Nepal and Italy. He was Chair of History of Eastern Asia at the University of Rome from 1955 to 1984. He is the most renowned of the students of Giuseppe Tucci.
Luciano Petech was born in 1914 and retired in 1984. He learned almost all European languages, included Latin, as well as Tibetan, Chinese, Japanese, Newari, Sanskrit, Arabic, Hindi and Urdu. His gift for languages and output on Asia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prodigious, were it not for his predecessor in the field, Giuseppe Tucci. Tucci was described, on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as a ‘una sorta di Mozart della filologia classica’ (La Stampa June 2, 1994:19), a boy genius who wrote his first learned article at 17 years old. Tucci taught in Rabindranath Tagore’s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near Calcutta during the 1920s, visited Tib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29 and then set up the 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 in 1933.
Petech first studied Arabic, but in 1934 began to follow Tucci’s lectures and decided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his studies. He soon mastered Tibetan and,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Tucci, studied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Indo-Iranian Journal 40/4 (1997): 404)
As Petech noted later, this work ‘seemed to fill a real need, and continued to render service for several years’ (Petech 1977: xi). This work wa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adakh, rather than a cultural one, as was the follow-up monograph he published 40 years later. In the latter work he says that cultural history was purposely excluded, since it was covered so much more adequately by David Snellgrove (1977: 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