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史研究中的“宫崎划分说”
宮崎市定1901年8月20日出生于长县下水内郡秋津村，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1919年，他考入松本高中。1922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成为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狩野直喜的学生。192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1931年，他从大学院毕业后，先后在京都第六高中、第三高中工作。1936年2月开始，他到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留学。1938年8月回国，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副教授。1942年，他以论文《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4年5月，他晋升为教授。1960年，他受聘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50年，他成为文学部长。1958年，他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78年，他获得法兰西学士院奖。1989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勋章。1995年5月24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东洋に于ける素朴主义の民族と文明主义の社会》、《科举》、《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アジヤ史概说续编》、《东洋の近世》、《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举前史》、《隋炀帝》等。有二十五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出版。
宫崎市定是日本乃至于国际汉学界久负盛名的宋史专家，也是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他曾声称:“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为基础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内藤氏的这一学说为基础而展开的。内藤湖主张贵族势力进入宋代以后趋于没落和崩溃，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实力的上升，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了以往的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他在1965年10月发表的《内藤湖南と支那学》一文中赞叹地说:“湖南留给后代的最大的影响是关于中国史的时代区分论”。
从宫崎市定开始，他对京都学派早期的几位学者把他们划分为东洋史学者和支那史学者两大派。在《京都のシナ学と内藤湖南博士》一文中，他正式提出此说：“京都大学在1906年设立文学部的初期，在那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中，表现出两个相异的倾向。一种是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的态度，另一种是把中国史作为支那学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态度。前者以为，世界史首先划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而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中心。因此之故把从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称为东洋史学者。其代表人物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后者主张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共同组成了支那学，这三者从来都不可分离的，只是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具体研究，因此上不可能出现脱离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研究而独立出现中国史研究。这一派观点被称为支那学。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冈崎文夫等人。”
我将宫崎此说称之为研究早期京都学派汉学史上出现的“宫崎划分说”。
而一个让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就是：实际上，“宫崎划分说”在日本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多大地影响。相反，却成了某些中国学者研究京都学派早期历史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比如说，在韩升、何培齐等先生的论文中就表现出对“宫崎划分说”的积极的支持态度，他们也开始使用“宫崎划分说”来研究桑原史学、内藤史学。
本文作者特别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认为在早期京都大学汉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宫崎划分说”所陈述的那种状况。理由如下：
第一，桑原骘藏虽然一直主张要科学的研究历史。他首先将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博士视之为学术珍宝的包括乾嘉考证学派在内的中国历史和学者们的观点及其考证方法一概视为是不可信，他的名言就是“中国人の学者は头が恶い”、“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东洋史であって，シノ学とは违うものだ”等等。尽管如此，他还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虽然他研究的专业主要是中西交通史、中西民俗比较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东洋史。仔细体会桑原所谓“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东洋史であって，シノ学とは违うものだ”（即，“我自己从事的是东洋史研究，和支那学没有任何关系”）此话的含义：他无非是把支那学理解为传统的儒学而已。而他所谓的东洋史，他才认为新兴的一门学科。
第二，笔者不认为桑原史学属于东京帝国大学系统的所谓“东京学派”！持“东京学派”说的有韩升、何培齐等人。他们沿袭宫崎市定的划分，也用“东洋史”和“支那史”的区别来划分桑原史学和内藤史学的区别。他们大概忘记了“东洋史”是以“支那史”为核心的这一范畴规定，也完全无视桑原本人对东京学派的批判。可以说，他和东京学派的领袖白鸟库吉之间没有任何学脉的、师承的、学术风格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他甚至对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更多的也是挪揄和嘲讽，一如他对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王国维！
第三，在本文作者通过对内藤史学和桑原史学的研究，我曾经做过如下比喻来说明他们的异同，即：我把东洋史研究比作一个造纸作坊，内藤·狩野二人看中的是制作工艺流程在造纸技术上的重要性，只要这一点把握精准了，造出的纸张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所造纸张的化学成分。而桑原则看重的却是所造纸张的化学成分，只要这一点符合规定数据了，造出的纸张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制作工艺流程。我的这一比喻合适不合适，也只有那个造纸作坊老板桑原久兵卫才能作出评判了。从学理上说，尽管桑原骘藏生前一直否认自己是一名支那学家，他一贯主张他自己研究的是东洋史，而不是支那学或者汉学、中国学。但是，那只是他个人研究方向和内藤湖南的研究方向表现出的差异。即，虽然“双方都是实证的学风”，而在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上，桑原考证学和内藤·狩野考证学的异同之间表现出操作方法上的差异。
第四，我认为尤其不能从他们各自的出身校的不同来划分。比如说同属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小川琢治，他就和桑原骘藏的史学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宫崎市定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对小川琢治属于他所谓的“支那学”还是“东洋史学”进行划分。小川琢治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行性。而桑原骘藏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精通世界史而同时擅长支那学的小川史学的存在，让“宫崎划分说”破产。
第五，矢野仁一是和美国费正清进行同样的创建中国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日本历史学家。笔者主张，在二十世纪，中国研究这门学科是美国的费正清和日本的矢野仁一共同创建的。矢野史学也根本不是什么“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的态度”，而且他和内藤史学、羽田史学在操作方法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区别，生硬地把他们划归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第六，富冈谦藏本人英年早逝，他的操作方法也不能完全划归在“支那学”领域。
可见“宫崎划分说”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自己首先就不能安排好各个早期学者的身份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