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港倭督磯谷廉介与陈寅恪关系考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英国殖民地香港。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1942年1月，日本设立“香港占領地総督部”。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建议首相东条英机起用日军中著名的“支那通”磯谷廉介，任命他为香港总督。于是，1942年2月20日他正式上任。1944年12月24日，磯谷廉介调任台湾行政司长，香港占领地总督一职改由田中久一接任。
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
……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可是，这封信让笔者十分不解，原因如下：
首先，所谓“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之事，按照现在已经公布的陈氏书信来考察，应当即1941年8月26日陈氏致傅斯年信中所说明的：“同时接北大文科研究所不移川之信，故致函北大请其资助旅费，得今甫转告可助三千元。”这应该是后来发生“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的直接起因。
其次，对于所谓“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登场，由磯谷廉介出任“香港总督”。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香港也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两个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和、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斯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而陈君葆则是当时香港图书馆的中方实际负责人。
日本方面则立刻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并且日本驻港当局开始积极推广日化教育和日式建筑。日语成为了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英语则被禁止使用。当时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伪教科书。因此，如果真的存在“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其时间范围应该是1942年2月21日至5月1日之间的68天内。因为2月21日日军驻港总督府成立，而5月1日陈寅恪致信陈君葆，说明近日内要返乡了。陈君葆日记中记录如下：
早上接到陈寅恪先生写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图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之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而当时的香港倭督磯谷廉介第一次来香港大学视察并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则是开始于1942年3月23日，他上午视察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接见全体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陈寅恪是否出席，没有任何记录。磯谷廉介的发言只涉及三个方面：“日中亲善、日本王道的儒家来源、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全程并没有单独接见陈寅恪，更没有在下午的讲话中提到陈寅恪。甚至陈寅恪可能根本就没到场。
——如果存在“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传闻，则时间段又缩小到1942年3月23日至5月1日之间的37天内。
当时的《陈君葆日记全集》记录了最真实的和驻港日军交往的经过与记录，为什么从没有提到陈寅恪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这里的所谓“汉奸”又是指谁呢？是指陈维周还是指陈君葆？或者是指“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两个组织的成员？
——最重要的是；笔者在日本所调查和掌握的有关驻港日军和总督府的现有全部日文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说！
而在陈寅恪晚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则陈述说：“香港为日本所占，只好空坐家中半年。”在当时他本可以继续说一下他当年如何拒绝了“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类的爱国先进事迹以证明他的进步，甚至可以解脱对他的遗老遗少的指控。可是，他却没有再说这段故事。
而吴宓在《答寅恪》一诗中注解为“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协会，寅恪力拒之，获免”。此说显然也出自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之说。只是日圆的“军票二十万”变成了“日金四十万圆”。
——而且，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伪政权成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也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教科书”，并不需要陈寅恪再去“办东方文化协会”和“审定中小学教科书”。因此，我个人很怀疑这一传说的真实性。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故意放出的话题。君不见，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的那封信一下子就写给了四个人！生怕此信内容流传不远之心，可想而知。
而根据夏蓉《香港沦陷后朱家骅组织救助陈寅恪的经过》一文的研究：
国民政府由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出面，设法予以救助，提供经费，并启用秘密渠道，帮助其离开香港。
又见1942年3月31日高廷梓致朱家骅电：
陈寅恪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
可见，当时国民政府担心的不是他被驻港日军强拉合作编教科书，而是担心他被伪北京大学和广州的日伪政权拉走去当教授。毕竟他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因此，朱家骅、俞大维等人立刻展开多方的救助行动。见1942年5月1日致陈寅恪电：
前嘱高廷梓兄汇款一万元存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兄处，并嘱杭立武兄已于日前电汇赤坎汽车路十八号信义行陈乐素君五千元，兹再电汇五千元至麻章李浩年处。
再见高廷梓1942年3月31日致朱家骅电：
关于中央研究院及中基金留港人员消息，二月廿四日电呈各节续有补充，陈寅恪截止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费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
如此被多次劝驾和被秘密监视，则他脱离香港后，给朱家骅、傅斯年、叶企孙、王毅侯四人回信，感谢国民政府对他的营救活动之外，解释自己的在港生活状况和表现才是他此信的真正目的。既然他在信中说他没有响应伪北京大学和广州日伪政权的合作要求，那么这里出现的真实存在的伪北京大学和伪广州政府的劝驾，而虚拟的“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说，应该是陈寅恪本人只是出于自我保护、解释在港行为的一个“故事”而已。陈寅恪自己就曾说过：“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著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当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辩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君不见，当时留在北京没有南下的容庚，1945年被国民政府和北京大学开除公职、解聘除名。原因就是他曾任“伪北京大学”的教授。而当时陈寅恪在港身份依然是香港大学教授，这时的香港大学已经成了“伪香港大学”了，以至于朱家骅等人要出面抢救他。
换句话说，此时的陈寅恪准确的身份是“伪香港大学教授”。
其实，现在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陈寅恪并非一点没有和伪政权发生合作干系。即：1942年4月1日，他曾推荐自己的弟子张向天在伪香港图书馆谋求一职。具体记载可见《陈君葆日记全集》1942年4月1日：“陈寅恪先生介绍张向天欲在图谋一席。”我相信：那些主张陈寅恪“饿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之类的“民族气节”的学者们，肯定不知道这一真实史料和事实的存在，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解释这样的一个具有如此高的“民族气节”历史学家怎么会介绍自己的得意弟子去给日伪政府工作呢？！笔者在此再次特别说明，张向天只是为了谋生，而不是想当汉奸。因为当时的香港施行食物配给制度，而取得一个伪政权下的一个职位，是获取配给食物的唯一方式。
那么，当时的日军驻港总督磯谷廉介如何看待陈寅恪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磯谷廉介的生平，根据日本官方网站提供的介绍，翻译如下：
磯谷廉介，生于1886年9月3日，卒于1967年6月6日。日本陆军中将。太平洋战争期间就任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总督。日本兵库县人。生父是日本旧篠山藩士、磯谷次郎。磯谷廉介先后就读于“私立尋常中学鳳鳴義塾”、“大阪陸軍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1904年10月，他毕业于日本“陸軍士官学校”第16期。和著名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是同学。1915年12月，他毕业于日本“陸軍大学校”第27期。然后就任日本陆军第20连队中队长。1916年8月，他就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本部员”、歩兵第13连队大队长。1924年2月，他就任日本陆军“第1师团参谋”。1930年3月，他就任日本陆军第1石団参谋长、“陸軍省人事局補任課長”、“陸軍兵器本廠付”。1933年3月，他晋升为日本陆军少将。1936年3月23日，他转任日本军部军务局长。同年12月，他晋升为日本陆军中将。1937年3月，他作为第10师団长直接参与了徐州会战。1938年6月，他就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2年2月20日 - 1944年12月24日，他转任日本驻港总督。1947年7月22日，军事法庭一战争罪犯判处他无期徒刑。1949年2月开始，他在日本东京的“巣鴨监狱”服刑。1952年8月被释放。1967年死亡。
日军驻港总督磯谷廉介
首先，磯谷廉介并不知道陈寅恪的价值，在他全部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中，没有任何一个资料涉及到了“陈寅恪”的名字。但是他手下有几位汉学家却知道。他们是岩村忍、岛田谨二、清水泓、香坂顺一、斋藤茂、奥山丰二、宫本博、沼田炳雄。还有自称是内藤湖南弟子的小川、小原、松原、松荣、菅田等人。见《陈君葆日记全集》1944年2月6日：
昨天小原似对我说，谓松原认得来参加整理图书馆工作之菅田教授，因为大家都是著名支那学者内藤湖南的弟子云。
上述这些人中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是中西交通史家岩村忍、汉语学家香坂顺一。而岛田谨二则是著名的从事英美比较文学研究的专家、当时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二战后任东京大学教授。
——上述人中的小川，《陈君葆日记全集》从来没有说明他的名字叫什么。可是这个小川却居然在1955年带领日本大学教授代表团访问香港大学、并再次拜访了陈君葆。根据当时小川向陈君葆自称不久前曾见过周恩来总理，我推测他可能是二战后著名的汉学家小川环树。因为在目前日本出版的研究和介绍小川环树的论著中，他1939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是空白。如果真的是他，关于他及其家族的学术情况，请见拙著《京都学派汉学史稿》一书，2011年，学苑出版社。
根据《陈君葆日记全集》的记载，我们得知这个“香港倭督”磯谷廉介略通汉学，而且还擅长书法、注重古籍：
1942年5月20日：
在谈话中，他告诉我日前矶谷总督因对他说：日本所施行的是王道，而王道还是从中国来的。
1943年7月2日磯谷廉介来图书馆参观：
矶谷甚留心汉籍部分。
可见，这个磯谷廉介颇为擅长以华制华的策略。
——特别说明：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先生曾经给笔者亲手抄录了完整而详细的“磯谷廉介生平介绍和个人经历年表”，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如下：
二战后，作为战争罪犯，磯谷廉介被判无期徒刑。擅长书法的磯谷廉介，晚年出狱后四处给日本各地的旧日本军人的墓地、墓碑和右翼团体题字。1956年，廖承志曾提出：邀请二战时的旧日本军队高级军官访问新中国的外交活动。而当时磯谷廉介立刻向日本外交部表示：“外務省が旅券を発給してくれれば行きたい（中文意思即：只要外交部批准办理我的出国护照，我就接受一定去访问。）”因为当时他的身份还是战争罪犯，没有出国的权力，也没有出国护照。
于是，我通过一个日本教授的介绍，给日本外务省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下属档案馆哪里可以查到保存了磯谷廉介驻港期间的文献资料。得到的答复是：这些资料属于不公开文献，谢绝查阅。但是他们告诉我可以和一些民间团体联系，那里反而可以看到一些文献的复本和详细的宣传资料。并主动告诉我了一些民间团体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些所谓的“民间团体”原来就是由旧日本军人和右翼组织设立，他们定期公开出版和内部印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和文献资料——甚至他们居然还将这些机构的分部（如其中的一个“大日本爱国党”）设立在今天的香港！这些资料涉及到所谓的“满洲国社会福利事业”、“华北政权战时粮食供给问题”、“香港的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等内容，而对于香港沦陷期间的中日文论著和文献，也多少涉及到了占领期间的粮食配给等问题……相信这些课题没有哪一个中国学者会感兴趣加以研究和证实，所以我也就不具体介绍这些文献的名称和出处了。但是，我大致了解了驻港日军总督府的基本运作情况。我在此只叙述具体过程：
日军占领香港后，为了维持香港的基本生存，立刻施行了所谓的“住民票登記管理制度”和“戰時糧食配給制度”，定期发送大米和罐头。基本取消了正常的粮食买卖市场。而地下黑市的粮食买卖一旦被发现，则将面临逮捕和处死的结局。当时，香港的粮食配给供应渠道主要是三个：东北方面（伪满洲国）、广州方面（伪政权）、东南亚（日军占领区）。但是由于日军海上交通遭到了美军的严密封锁，香港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吃紧。在无法解决香港的粮食配给的情况下，开始施行了一项新政策，即“内地逃难居民集体返乡”的驱赶行动，以缓解维持香港生存的压力。于是，通向内地的船只不再接受日军的海上交通军事化封锁。总督磯谷廉介的一系列经济和统治政策引起日本军部对他的强烈不满，导致他最后因此而被迫下台。
——这就是陈寅恪在港生存和得以返乡的现实背景。
——我想关于磯谷廉介和中国的关系，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他是日本占领香港时期的总督这个基本常识上，还有两点是我特别提醒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一，他年轻时候曾是孙中山在日本生活期间的最信任的友人之一。第二，他就是当时国民党李宗仁发起的声名赫赫的中日台儿庄大会战时的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和关东军参谋长。
研究磯谷廉介的两部日本新著
2000年，日本的柏書房出版社出版了小林一博撰写的《“支那通”：軍人の光と影——磯谷廉介中将伝》一书。是日本国内第一本介绍他的个人传记。
匆匆看了一下此书，还是略有点滴资料可以佐证他在港时的活动。该书所使用的资料居然和我在日时看到的那些出自旧日本军人和右翼之手的文献几乎相同。
——陆键东在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除了继续宣扬陈家拒不接受日本人送的大米等旧闻之外，甚至还主张：
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本香港总督磯谷廉介欲请冼玉清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
根据我掌握的当时冼玉清在香港的实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等诸多方面来分析，我可以断定绝无此事。更重要的是：在我所阅读和接触到的全部有关磯谷廉介在港活动文献记录来看：磯谷廉介并不认识、也没有见过冼玉清。我不知道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此说的证据是什么？如有，无论是中文资料，还是日文资料或者英文资料，皆可。恳请赐教。
顺便可以公布一下；
当时磯谷廉介真正感兴趣的在港中国女性是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一个精通日语和英语、出身晚清名门的贵族子弟。他真的曾几次“欲请吴弱男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可惜，这位章夫人不置可否，听完一笑而已。
而磯谷廉介几次设家宴宴请过的在港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中，也就是说他“欲请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的核心人员，其名单如下：
陈廉伯、陈君葆、邓肇坚、戴望舒、董仲伟、郭赞、郭泉、黄燕清、罗旭和、罗文锦、刘铁诚、卢观伟、李子方、李忠甫、李冠春、凌康发、林建寅、陆霭云、谭雅士、唐天如、宋学鹏、斯启东、王德光、王通明、颜成坤、冯子英、吴弱男、伍华、叶兰泉、叶灵凤、章叔淳、周耀年、周寿臣等人。
这名单中既没有陈寅恪，也没有冼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