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研究所的劳埃德爵士（Sir Geoffrey E.R. Lloyd）是剑桥大学“古代哲学和科学”荣誉教授，因“对思想史的贡献”于1997年被英国王室授予爵位，兼任多所世界著名学府的访问教授。他长期研究古希腊科学思想史，强调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古希腊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比较研究，有很多独特的见解。
劳埃德爵士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合著《道与名：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和医学》， 提出用“文化整体”（Cultural Manifolds）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整合复杂历史问题的所有维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技术等方面的维度。
目前劳埃德爵士的研究工作是辑录古代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主题为“古代世界：现代反思”。文献阅读会上，他通常先听大家讨论，再娓娓道出自己的看法，听了我关于清末西方印刷术的研究思路，建议：“研究思路和方向是对的，但要注意地区差异，不局限于上海。可以旁听欧洲书籍史的课，对你作比较研究有帮助。”又从书架上抽出彩绘的植物学著作，教我比较不同版本的科学插图。有幸旁听了他给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硕士生开设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科学的比较研究》，讲解深入浅出，充满激情和幽默，让听课成了一种享受。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詹嘉玲博士（Catherine Jami）主要研究17和18世纪中国数学史，及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西学传播的影响，曾受法国政府资助在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作访问学者，现在李约瑟研究所撰写论著《康熙时期中国的科学、西学和国家建制（1662-1722）》。外表柔弱的她，写起学术批评的文章，却锋芒犀利。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著作《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概述了16世纪至20世纪初耶稣会和基督教传教士影响下的中国科学的演变，认为“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科学。” 詹嘉玲博士在《东亚研究》上发表了书评，认为该书过多采用二手材料，部分注释难以追溯原文，并指出有待商榷之处。
她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印象深刻，我在查找印制铜版《黄道总星图》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博明 (F.B. Moggi, 1684-1761）的生平，以及被派往法国学习铜版技法的中国人高类思、杨德望的经历时，她提供线索并提醒我仔细比较不同书籍的观点。她出借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的日记对我很有帮助，其中有马国贤担任康熙帝宫廷画师时，奉旨印制铜版画的经过。
我有幸在研究所遇到的老师们，都热心提携后学。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纪志刚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和中外科学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近年来关注中世纪晚期中国数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为此在剑桥坚持上拉丁语的课程，领我旁听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讲师Kusukawa的课程《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插图》。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赤峰学院张国强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韦曙林副教授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黄龙祥研究员，亦热心指点。我常与访问学者和学友聊天，如剑桥大学考古系的刘歆益、山西大学的赵丹、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研究生院的陈伟、北京科技大学的方一兵、台湾大学的衣若兰、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Ma Eunjeong，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曹圣洙(Philip Cho)等等，笑谈间拓宽了视野。
访问学者之外，来参加文献阅读会和查找资料的剑桥大学东方学系、考古系、人类学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等系的师生更是川流不息，正如中央电视台《世纪》摄制组在签名册上所说：“薪火相传，于此为盛。”
(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