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文章来源： 拾遗张伯驹是谁？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但他的一生，却比所捐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永难忘记。
要说张伯驹，就不得不说张镇芳。
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之内弟。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
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
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
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
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
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
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
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
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
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
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
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
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部，
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
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
终不顾双亲反对，退出了军界。
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
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
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
因酷爱戏曲，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
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
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
结了婚，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
张伯驹不喜，便逐渐疏远了她。
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
“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
伙计取下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
“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
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
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
“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反复推敲无误后，他立马收了。
从此，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
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
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
“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
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
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
1935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
因为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
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他认识了名妓潘素。
潘素生于1915年，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
其母系出名门，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
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
父亲是个败家子，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
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
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
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
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将潘妃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
才子佳人，顿时一见钟情。
遗憾的是，潘妃已名花有主。
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
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
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
趁臧卓离沪办事时，趁机“偷”走了潘素。
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她两眼已哭成桃子”。
两人立刻逃到北京，迅速成婚。
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
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
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
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
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
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
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
潘素天资聪慧，果然成了另一个“董小宛”。
潘素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
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
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
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从此，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尽享诗画唱和之乐。
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有《平复帖》后，
便再也睡不好觉了。
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之孙。
此前，溥儒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
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
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
《平复帖》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
距今已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
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
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
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
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如果流失海外，将是千古之恨。”
溥儒回答：可以，20万大洋。
张伯驹很沮丧：“没这么多钱。”
随后，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愿出6万大洋。
但溥儒回答：20万不少。
1937年底，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
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想借机求购《平复帖》。
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开不了口。
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我先借他一万元。”
谁知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四万，不用抵押。”
张伯驹抱着《平复帖》，两眼放光。
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
《游春图》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
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
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
这一下，张伯驹又失眠了。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
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
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
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进门便大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
眼看事情败露，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
“只要拿出800两黄金，画就是您的了。”
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
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
现在莫说800两，50两他也拿不出。
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你们去买下来吧……”
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
迫不得已，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
看见一家店铺，便走进去打招呼：
“有幅《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
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
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自己已无法出手，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
“你出220两黄金，就给你。”
即便大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
一咬牙，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
这座宅子占地15亩，富丽无比，
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
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
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
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
潘素哭笑不得，只好答应。
张伯驹翻身爬起，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
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
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
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
“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
1941年，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
途经培福里时，突然冲出三个大汉，
持枪将张伯驹挟持，然后驾车而去。
第二天，潘素接到绑匪电话，
“交上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
潘素急得直抓头发：“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
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卖画”。
于是潘素要求：想见伯驹一面。
潘素见到伯驹时，他已多日不食、憔悴不堪。
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
“我收藏的那些书画，必须给我保护好。
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只得厚脸，
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
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
一见面就跪下了：“求您救救伯驹。”
孙曜东一打听，原来是“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自己占不到便宜，
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
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愿出20根金条。
林之江同意了，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
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
“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潘素说。
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
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
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
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
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
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
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
“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
“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
最后发现，它藏在靠近房梁处，
“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
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
“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
都在《平复帖》上钤下自己的印迹。
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
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
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
为相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
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
提出“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
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
他立即组织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
开始排练戏曲《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
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
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收藏界。
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辈出。
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
而张伯驹，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
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
“余叔岩平生，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
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
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近代剧韵》，
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
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
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
于1931年创立了“北平国剧协会”。
三是1937年，他组织一大帮名角，
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
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
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
“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
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
不过，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
他排练的戏，很快遭到了攻击。
“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一扬眉，反驳说：
“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但最终，他还是被打成右派。
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
袁世海无动于衷。
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
袁世海立刻回头，握着章诒和的手说：
“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
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原来，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
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
“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
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
解放后，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
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棋坛圣手”，
便在这里相识，成为君子之交。
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
陈毅找到于毅夫：“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
不久，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
“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于是，张伯驹便去了吉林，
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张伯驹作品
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驹笑一笑，潇洒不羁地说：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
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这话，并不是面子话。
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这一次，张伯驹成了“现行反革命”。
白天，夫妇俩被游街批斗，
但晚上，两人依然故我，写诗作画。
“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爱其之坚毅。
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
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
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面对磨难，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
唯有一次，他低下了头颅。
那一天，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
张伯驹跪在火旁，不停哀求：“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
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
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
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
解放前的张家，仅管家就有10位。
那时的张伯驹，拥有无数书画珍宝。
可现在，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
一无粮票二无户口，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
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
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笑置之。
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
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
“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
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
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
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
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
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
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
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是这样，
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
后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
“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
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
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
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
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
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1972年，君子之交陈毅逝世。
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
但由于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
于是，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
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
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
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
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扫视一周后，
在这副挽联前停下：“词写得好，书法也好。”
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主席啊，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
随即，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
毛听后，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
不久，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
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
救自己脱离苦海的，就是诗词和书法。
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
“文物，有钱则可到手；
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
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
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
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
“以词人之词论，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所谓打诗钟：就是悬一丝线，下系铜钱。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香烧到丝线，铜钱就会掉落，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就算认输。
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
一次，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
张伯驹抓到“魂、象，六唱”，
未等铜钱落下，他已经联成：
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随后，他抓到“唐、水，二唱”：
未等铜钱落下，又已经联成：
南唐久已轻孱主，饮水何须认后身。
南唐指李后主，饮水指纳兰性德。
妙语巧思，众人绝倒。
但有一次，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
一声叹息：“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
张伯驹诗词好，书法也妙。
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鸟羽体”，
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
像极了他自由自在、超逸通脱的心性。
以狂著称的刘海粟，对张伯驹评价极高：
“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
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
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
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
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在“反右”运动中，
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张伯驹时，
言辞比匕首还锋利。
但后来，钱宝森去世后，
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赙仪，
当时，一月伙食费不过十元。
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
但张伯驹坚送一百：“当初他帮我打把子，有过交情。”
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袁克定人见人躲。
其家产很快耗尽，生活难以为继。
即便如此，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
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
张伯驹欣赏其气节，便将他接到自家。
“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
就欲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
说既把他接到家里，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
这一养就是十年，直到袁1955年去世。
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
当时，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
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
“万万没想到，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
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
到处寻访打听，拄着拐棍找了一天，
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
见到张伯驹夫妇，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
“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慰问者，你们是第一人。”
后来，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
“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
不过是看看画、聊聊天而已。
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
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
但人心鄙夷，世情益乖。
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如浮云飘散。
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却悄悄叩响了家门。”
这就是张伯驹，不论潮涨潮落，
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
这份品质，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
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
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
病房人多嘈杂，既不利休息，又易交叉感染。
潘素向医院申请，想转到单人间。
但被医院拒绝：张伯驹不够级别！
过了两天，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
2月26日，张伯驹撒手西去。
事后，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
“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