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贾樟柯不会拍江城，对我的书不感兴趣
1936年，埃德加·斯诺踏上了神秘的红色土地——延安，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和红军的西方记者，他的《西行漫记》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红色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运动。50年后，另一个美国记者来到中国，同样的题材——索尔兹伯里花更多的时间重走了长征路，随后写下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再一次向西方展示了工农红军的壮丽史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27岁的彼得·海斯勒带着《西行漫记》，从重庆顺江而下来到涪陵。谁也想不到，这座仅以榨菜闻名的西南小城，会成为后来他笔下、美国《时代》周刊亚洲图书排行榜第一名的书名《江城》。与两位先行者相比，彼得的故事要“小”得多：记录90年代中国小城市居民的生活琐事,“他的笔下”——《南方人物周刊》曾评述道：“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江城》的畅销，让何伟（彼得·海斯勒）这个名字响遍中国。20年后，何伟再次回到涪陵，回到他在中国的“老家”，却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笔下的江城。
彼得·海斯勒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奇石》作者——何伟。1996年，身为来中国的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之一，他被“随机”分配到了中国涪陵任教，没想到却以写中国的书而闻名。关于这段故事，他并不太愿意向媒体提起，但“地球外参”却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回复：什么都可以回答。“如果有其他问题，还可以联系。”他补充说。
对于中国，何伟其实向往已久。何伟的祖父是名神父，他年幼时在祖父的日记中发现，祖父差点被派往中国，不过后来这项安排被取消了。祖父在日记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向往。那时，何伟就对中国萌生好奇。同时，他也记住了父亲的话“如果想对某个人有所了解，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好奇，耐心，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和意愿，在他的童年已经埋下了后来写作的心理基础。
何伟的父亲是密苏里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小时就跟着父亲参加访谈活动，去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做调查。何伟还曾长期跟社会学家牛康民相处。牛康民爱观察、擅言谈且四海为家，对何伟影响很深；此外，何伟对中国最早的印象也来自牛康民。
何伟说：“我的宗教背景给我最大的影响是，追求内心的平和。”
何伟凭着好奇来到中国，这股冲动也改写了他的人生。不过，改变何伟的不是教书，而是写作。随着《江城》、《寻路中国》、《奇石》的出版，何伟不仅成了西方写中国的畅销书作者，还完成了对自己的内心探寻。
《江城》，完成了何伟对自我的内心探寻，是在写涪陵这座城市，也是在探寻何伟内心的自己。在探寻中国的同时，他也逐步完成了失去彼得海斯勒，找到“何伟”的心路历程。“这个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当然，其实真正改变的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何伟。二十八岁的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我的中国自我跟我的美国自我大相径庭;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寻路中国》，何伟取得了驾照，去探寻整个中国各地人的生活图景，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和差异，当然主要还是乡村和工厂，探寻的是经济和中国发展的源头，讲的是中国这个国家。《奇石》更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性格，语言更加纯熟，观点更加犀利，对中国人的了解更精准了。
在中国生活多年后，何伟已能听懂四川话，喜欢吃水煮鱼，熟练使用筷子，能喝一点白酒——在中国生活并写中国的事，“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何伟说，“不然我就跟那些美国、欧洲作者一样了。”
20年后重回涪陵，早已不是当年的江城
在成都，来参加他签售会的读者挤满了房间和空地，每个人都拿着何伟的书，谈论着他的写作。有人说“他是写中国最好的作家”；有人看他的书，仅仅是因为“他有名”；有人想听听他的重庆话说得怎么样；也有人认为何伟的书已经“过时”：不再能代表中国，却依然位于畅销书榜首，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一向的认知偏差。
事实上，如今的涪陵高架林立、人口百万，早已不是何伟书中所写那样，是一个必须坐船才能到、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当年他任教的涪陵师范学院校园也已被废弃，有些阴森、长满杂草。“我的书，已经变成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你要是看现代的中国，就去看Rob Schmitz的《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他笑着回答“过时”的问题：“我的书至少能够让他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何伟当年任教的涪陵师范学院校园已被废弃，里面长满杂草，有些阴森。在学院旧址附近，何伟见到了一位“故人”——他在《江城》中提到的开面馆的黄老板。那时黄老板的梦想是有一辆车，有一套房。
“半个世纪以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在师范学院旧址附近，何伟见到了一位“故人”——他在《江城》中用了一个章节讲述开面馆的黄老板的故事：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儿子，以及他的梦想，是有一辆车，有一套房。那时候黄老板的儿子才1岁。如今，黄老板已经有了几套房。多年后再次见到何伟，黄老板有些激动。“20年前何伟几乎每天都来餐馆吃饭，算上他，一共有四个美国人来这里吃饭。”黄老板回忆说，起初何伟只能指着菜名比划，过了几个月，何伟会指着一个菜名问这个字念什么，那个字念什么。一个学期后，他就能熟练地点出想吃的菜了。“到了第二学期，何伟已经会讲中文。一年后，能听懂涪陵方言。”黄老板说，“另外三位美国人，离开时还不会讲中文。”显然，黄老板已经把何伟当成了朋友。
20年前，涪陵作为四川重庆的一个小城市，整个城市没有外国人。像“何伟”这样的老外，到任何一家餐馆吃饭，或者到商店买东西，都会有一群人过来围观。“梅长乐会显得比较恐惧，而何伟却不害怕这种情形，他总是比别人爱沟通。”何伟还向他了解父辈的故事，并写下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那一场土改，讲到邓小平上台以后，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可以自己做生意了。
“他总是比较爱说话，到了第二学期，何伟已经会讲中文，再一年后，能听懂涪陵方言。”黄老板说，“而另外三位美国人，走的时候还是不会讲中文。”
何伟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根基不深，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一般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中国人无话不谈。”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何伟的作品能适时地脱颖而出：“好的非虚构写作，需要充分了解你的采访对象，跟他们成为朋友。这样才能在他们身边，观察他们的每个细节。”他一直坚持这种方式方法。当然，中国只是他旅行的第一站，但无疑，何伟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个美国记者”。
事后“地球外参”再次致电黄老板，黄老板无意间提起：“是的，何伟来吃饭的时候，还给我看了《西行漫记》，但我没看懂。”
从中国到埃及，两个文明古国在他的笔下相遇
2007年，何伟离开中国。他建议作者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因为这样“很难写出更好的故事”。
从《广场上的清真寺》《阿拉伯之夏》开始，何伟开始写埃及。何伟曾经建议写作者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因为这样“很难写出更好的故事”——他现在仍坚信这一点。2011年，何伟来到开罗，开始写埃及的故事。“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
他在埃及为《纽约客》写的《客厅里的民主》《雨中的伊斯梅尔广场》《全球化闯入旧世界：中国内衣商的埃及路》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在揭示埃及的变或者不变。从写人入手，一直是何伟的写作手法。何伟让“中国商人带着情趣内衣走进保守的埃及，全球化使得两个文明以这种方式相遇”。
何伟借用中国内衣商的视角来展现最保守的“上埃及区”以及穆斯林女性在埃及的生活和地位。何伟和这些人朝夕相处，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林显（中国内衣商）很少谈及当地文化，但有一次我漫不经心地问他，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着实让我震惊——男女不平等。在林显眼中，埃及女人只是呆在家里睡觉。埃及想要发展，就得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他和这些人朝夕相处，观察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但是为了保持非虚构写作者的客观性，又借由中国内衣商的视角引出一些关键的观察，比如“林显（文中中国内衣商）很少谈及当地文化，但有一次我漫不经心地问他，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着实让我震惊。‘男女不平等。”他毫不犹豫地说。’女人就呆在家里睡觉。埃及想发展，就得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我家人—你也知道我老婆的能力。没她我们这个工厂开不下去的。我的女儿也帮忙管这个厂。埃及女人才不会这样。”
对比中国跟埃及，是何伟在埃及作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他自己说道：作为一个讲着流利中文，在中国居住多年，熟悉中国，但是还正在学习阿拉伯语的外国人来说，从跟在埃及做生意的中国人打交道开始，来展望整个埃及，乃至揭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角，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为此，何伟对埃及的中国工厂区充满好奇，他说：“我更喜欢写埃及的中国商人，因为商人要接触整个社会，他们身上有很多故事。”在《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工厂》中，何伟开着车来到温州，他在那里了解了温州人做生意的方式和盈利的秘诀，拜访了很多温州的工厂和小企业，这为他写埃及的中国工厂奠定了基础。不过，何伟坦言，“埃及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好，很多中国商人赚不到钱开始离开。”
“埃及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好，很多中国商人赚不到钱开始离开，当然有些离开又回来了，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埃及。”何伟对穆巴拉克和阿拉伯之春作了很详细的了解，他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怀念穆巴拉克。这一系列的政变让开罗人也觉得，现在比穆巴拉克的时期更糟糕。埃及让人感到毫无希望。这可能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似乎压抑的原因。”
让何伟对埃及另一“沮丧”的原因之一，是在埃及采访有特殊的“困难”。“在埃及，人们从来从来不接电话。你打电话，根本不可能找到人。我在埃及打电话，从来没有人接过。但是，如果你能去找到这个人，见到他，哪怕他是一个政府官员，他会跟你滔滔不绝地讲述很多事情，哪怕一些他不应该说的，比如批评政府的政策，批评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混乱。只要能面对面见到他们，你就根本没法让他们停止诉说。”
何伟名片的背面，已经变成了阿拉伯语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据了解他现在早已说流利的阿拉伯语，除了电话打不通整个障碍，大概已经没有语言障碍去阻碍他的采访。
出生于正统的基督教家庭，何伟谈及，这对他本人看待事物是有很大影响的。“和平，这很重要，这也是我跟随‘和平队’来到中国的初衷。当然，埃及人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大多数人是穆斯林，但是，也同样有很多基督徒在埃及。埃及人相信，一切来自于上帝，他们很虔诚，在这方面，我跟他们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不相信一切都来自于上帝。”
他们是书写中国的“黄金一代”
或许是对埃及感到失望，何伟计划2年内重返中国。
何伟曾写道：“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根基不深，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一般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中国人无话不谈。”
何伟没有意识到，离开中国后，他在中国仍有大量粉丝。在成都，大量读者前来参加何伟的签名售书活动。有人说，何伟是写中国最好的作家；有人看他的书，仅仅是因为他有名；也有人认为何伟的书已经过时，不能代表中国，却依然位于美国畅销书榜首，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我的书，已经变成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他笑着回答自己的书“过时”的问题，“这些书至少能够让他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他并不是写中国的唯一一人。
20年前，在JF Kenedy的创建下，一个旨在“和平”的和平组织建立起来。就这样，一批像何伟这样的年轻人，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被派遣到中国。它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说中文，此前对中国的了解仅停留在美国人对中国不多的了解。后来，他们回到美国，又回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中美两国建交的大背景下，两国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做着和中国这个国家或者中国人有关的工作。
近20年来，这些志愿者中，有7个人在美国、中国等其它海内外国家和地区，出版了关于中国的10本书。他们是书写中国的“黄金一代”。独立而相对客观的写作视角，让他们的作品更能让西方读者所接受。
何伟也曾聊起过他在涪陵任教时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安妮是班上最聪明的那种学生，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套话。”他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变化：《江城》写完后，他看着自己的文字觉得很奇怪。“我的声音变了——和以前自己的文字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认识自己了。这让我信心倍增。”
未来《江城》将会被拍成电影，有的读者认为，让陆川来执导不如贾樟柯更合适。对此，何伟坦言，贾樟柯对自己的书不敢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