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什么上学?就为多吃三两粮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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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题目,有人可能会问:这上不上学怎么还与粮食有关?这是真的,是笔者1960年时的亲历。当时正值大饥荒,上班者的粮食定量每月28斤,无职业者每月只有23斤。我们中学生处于长身体阶段,蒙特别照顾每月32斤,但仍是吃不饱,整日饥肠辘辘。

那年我考进沈阳一所中学读高中,开学报到时领取在校证明,交到粮站就开始享受32斤定量。然而没多久,开学时50个学生的班级,渐渐稀稀落落。有的同学隔几天才来校转转,有的同学领了在校证明就再不露面。

这些同学为什么不上学?因为吃不饱而无心向学。不上学又做些什么?一言以蔽之,忙着四下里找吃的。他们去郊区,在收获过土豆的田里“捡漏”,在收获过大白菜的田里捡白菜叶,拿回家煮煮充饥。然而下过大雪土地上冻,捡漏就不可能了。有些同学饥饿难忍,32斤粮食没到月底就吃光,剩下几天只能以自来水充饥,找吃的就成了头等大事。

后来他们得知铁路局规定,乘车300公里以上者,凭车票可以在火车上买一个二两重的面包,关键是不收粮票。于是几个同学结伴,隔三差五乘火车去沟帮子站。沟帮子位于沈阳到北京的铁路线上,距沈阳311公里,恰好能买一个面包。到了沟帮子下车买回程票,能再买一个面包。

为了两只小面包,白费车票钱,再搭上一天时间,现在看来不值,当时却引来我们的羡慕眼光。不过他们也有失手的时候,有次他们回到沈阳站,又饿又冷,忍不住吃起刚买到的面包,冷不防旁边窜出几个盲流,抢过面包就啃。那年头车站聚集着大批盲流即所谓“农村盲目流入城市者”,其实就是逃荒的农民。几个同学当然去夺面包,盲流们却任踢任打不还手,只是不停地朝面包上吐口水。到这个份上,同学们只得作罢。

学生出勤率下降到只有一半不到,教育局不得不出手了,规定每天早晨要点名。到月底时,凭学校开具的证明交到粮站,下个月才能继续吃32斤。逃学5次以上拿不到证明,粮站就把定量降到的23斤,等同于无职业者。别看这差别只有9斤,摊到每天才3两,在当时可比什么都珍贵。

规定一出,稀稀落落的教室顿时爆满,连只在开学时露过面的学生也来应卯。然而为了每天3两粮而来的同学,很快就找到对策,他们早上应付过点名,下了第一节课就溜之大吉。对此学校又规定,早上和下午各点一次名。但这也管不住逃学,反正家离学校不远,上下午各来学校一次,点过名照样开溜。最后教育局施出杀手锏,规定每节课都要点名。到这一步,逃学的同学只得待在学校里。然而此举管得住脚,却管不住心。专心听课的寥寥无几,多数学生聚在教室后面,围着火炉闲聊,甚至背对着老师。上政治课时,老师在台上照本宣科讲形势大好,就有学生在下面唱对台戏:“形势好是好,就是吃不饱。”老师竟无言以对,其实他也在挨饿,只得听之任之。

眼见得在这样的环境里无法专心学习,上完高一我就转学到上海。高中三年很快过去,上海班级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考进大学,而沈阳班级考上大学的还不到百分之十。半个世纪过去,不知道当年为了3两粮食来上学的那些同学,这辈子过得怎样?如今安在哉?

(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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