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封信（1968年，我22岁）
我的祖国母亲：
就在我写上一封信后不到一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激动，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我们破四旧、大串联，干得起劲得很。可是没有多久，我们许多人就慢慢地消沉了下来，许多事情都想不通。国家主席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下面的大小官员差不多都被打倒，连我们的校长和系主任也被打倒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坏人呢？
祖国母亲，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们一直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可是现在连他们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仍然被迫在数九寒天参加「政治野营」，在冰天雪地里跋涉千里，差点把命都送掉。我的父亲有一天在下满了雪的山上夜行军，天黑路滑，他一脚踏空，从半山腰滚到山脚。他保住了性命已经是万幸，还要被批斗，说他是「畏罪潜逃」。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写书，提倡用大豆来改善国人的营养。这本来是有利于抗战的，现在却被说成是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只因为他在书的前言中提到了「国民政府」。看到他为此被左一个右一个地抽耳光，我实在是想不通。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文章不也用过「国民政府」的字眼吗？他能用，为什么别人用了就是滔天大罪呢？
祖国母亲，中国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停课已经两年，除了翻来覆去地读毛的那几本书，别的书包括专业书看一看就是罪过。现在我们白天是无所事事地混时间，到了晚上，一旦广播里传出毛的「最新最高指示」，那怕已是深更半夜，我们都得爬出被窝，到大街上去敲锣打鼓「报喜」。难道毛就真的是永远正确的吗？为什么他要无休无止地折腾？我们对这种无聊的生活早已腻烦透了。祖国母亲，这样的岁月还要持续多久？
第六封信（1972年，我26岁）
祖国，我亲爱的母亲：
我伤心地离开了大学，5年之中只上了3年课，后两年是白白浪费了。我被分配到一个远离城市、远离铁路的偏僻小县，又被下放到一个最基层的村庄去。全国的大学生多半都是这个命运，因为毛泽东又发出了他的「最高指示」，指令大中学生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里的农民很贫穷，除了少数干部，绝大多数农民还住在泥墙草顶的房子里。他们辛勤劳动一天的所得，只值三四个鸡蛋，连饭都吃不大饱。这里的农民也很闭塞，他们对城里闹翻了天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感兴趣。有个妇女30年前曾到七八里外的小镇赶集，差点被日本鬼子伤害。她从此再也不敢去那里，见了我们，就向我们打听那小镇上的日本鬼子还在不在。亲爱的祖国母亲，你的这些儿女实在是太淳朴，也太愚昧了。
我们来到这个连电灯和电话都没有的偏僻角落已经3年了，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与世界就像是隔绝了一样。后来，我的同伴装了一个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才把我们同世界又联系了起来。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在城里可是很危险的，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听「美国之音」被抓起来的。如今，在这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美国之音」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也重新认识了世界。原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并不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倒是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还远远没有摆脱贫穷和愚昧。明白了真相，也许是我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获。
一天，「美国之音」报导了美国航天员成功地登上了月球的消息。那天晚上，我长久长久地凝望着月亮，思绪万千。我既为这一全人类共同的科学成就而高兴，又为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而黯然神伤。别的国家都在快速地前进，而我们中国这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却在年复一年地浪费生命。我的祖国母亲，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书读得越多越愚蠢」吗？
第七封信（1976年，我30岁）
亲爱的祖国母亲：
在经过了多年的蹉跎之后，我长久被压抑的精力终于有了发挥的地方。四年前，我被分配到一间只有几十人的小化工厂工作。这个厂刚刚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要试制一种化工产品。虽然这与我学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技术工作，边学边干。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我们简直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每天至少干12个小时。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甚至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过车间。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我们终于试制出了这种化工产品，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评价，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胜利。
我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查了一些外文资料，才知道这种化工产品乃是苏联1930年代的落后产品，用途极少，全中国每年的用量不过十几吨而已，过去一向从苏联进口。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指示要「自力更生」，于是生产这种1930年代的落后产品竟然成了「政治任务」。我们虽然生产出了这种化工品，但是用户反映产品质量远比苏联的差。我明白这是由于我们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生产这种化工品，因为高气温和高湿度对催化剂有严重影响。苏联地处寒带，气温低湿度小，催化剂不易失活，产品质量当然要好得多。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是小型生产，原辅材料的消耗率必然比大生产要高得多，因此产品价格要比苏联进口品高一倍多。但是上级部门说不能只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亲爱的祖国母亲，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盲目上马，花这么大的代价生产一种淘汰产品，而且质次价高，这难道是值得的吗？这样的「胜利」称得上是胜利吗？
（1985年补记。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大陆，我们那间小厂质次价高的产品立即败给了苏联进口品。这时，上级部门再也不提算政治帐了，他们同我们算起了经济账。我们的小厂很快就倒闭了，厂长也郁闷而死。过了五年，我又一次来到这块我挥洒过热汗的地方，只见厂房杂草丛生，机器锈蚀斑斑，一片凄凉景象。我抚摸着当年自己参与设计制造、如今成了一堆废铁的设备，不禁感慨万千。这就是我为之付出了七年宝贵青春岁月的结果吗？一位昔日同事打趣地问我：「是来凭吊古战埸的吧？」我们一起回首了当年的历程，总结出一句话：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犯下的本该避免的错误。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那个「算政治帐」年代留下的形形色色并不古老的「古战场」，不知凡几，我们这儿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遗址罢了。）
第八封信（1979年，我33岁）
亲爱的祖国，我的母亲：
自从统治了我们27年的毛泽东在1976年死了以后，中国就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前年秋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顿时感到心跳加速。考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这不是我的夙愿吗？现在终于有可能实现了。可是，我已经12年没有正规地学习了，我能把荒疏了的学业补上去吗？我还有实力竞争取胜吗？
祖国母亲，在农村的那些年里，我成了家，有了两个孩子。我的妻子了解我的志向，十分支持我报考。她说﹕「如果不去考，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就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通过初试和复试的严格筛选，我终于考进了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当我接到盖有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内心激动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我们这个研究所己经有十多年没有新进人员，这次一下招了15名研究生，个个都是拔尖出来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对我们寄托了极大的希望。我的祖国母亲，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毕竟只有三十岁出头。在我的日历上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要加倍地努力，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掉的时间尽快补回来。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今年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这标志着经过12年的蹉跎，我终于成为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高兴啊！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