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历史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过被儒家编排过的历史现象与本质往往不分，如同论点直接被当做论据，孟子擅长此道。
想当年成汤被囚于夏台，没有一个诸侯去陪囚，出狱时才有诸侯开着奔驰、宝马去接驾，已经很拉风了，可跟姬昌的“从之囚”相比，立马低了好几个档次。《左传》的说法极像“周办”的新闻发言人爆料的，但我不清楚左丘明的说法所本何据。
韩非子就不买左丘明的帐，提出另一种令很多正义之士都受不了的看法。他说忠臣坏蛋费仲三次建议帝辛杀了姬昌，帝辛的回答正派得一塌糊涂：仁义关系到社会风气，上行下效，社会和谐，姬昌喜欢仁义，不能杀他（“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这么“高大上”的话怎么看都像是央视主持人说的？！韩非子的结论是“三说不用，故亡”，说白了就是“不听坏人言，吃亏在眼前”，韩非子够坏的，他把帝辛说的那么好，只是为了说明“好”在王权角逐中等同于“傻”，倒是话糙理不糙。很多大牌圣人和韩非子正相反，话不糙理糙。
“帝王新闻发言人”皇甫谧先生把左丘明和韩非子甩出几条街，在其著名的《帝王世纪》里爆出骇人听闻的猛料，姬昌之所以被放出来，是因为吃了长子伯邑考的肉！当时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在殷商为人质，替纣王驾车，帝辛想出一个“绝妙”得变态的法子来测试姬昌是不是圣人，如果不是圣人就把他放了，免得关在监狱里浪费纳税人的钱。
帝辛把伯邑考杀了做成肉羹给姬昌吃，认为圣人不会吃自己儿子的肉，姬昌不知情吃了肉羹，于是纣王得意地做出判断：“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于是便把姬昌释放了。皇甫创作的这个小故事，稳准狠地揭露了纣王的残忍与无知，但也捎带着涮了周文王一把。皇甫先生的猛料充满了美剧变态杀人狂的想象，小说家许仲琳大为佩服，把它引进《封神演义》，并且添加了妲己色诱伯邑考的桥段，于是三级片的两要素全有了：色情、凶杀。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小说，许作家那么写无可厚非，但读者不应该把小说情节当作历史细节。
从左丘明、韩非子再到皇甫谧，帝辛的形象反差太大，左丘明眼里的帝辛胆小怕事，看到“从之囚”的诸侯，拍着胸脯直喊“吓死宝宝了”；韩非子口中的帝辛则是倡导仁义的老好人，好到傻的地步，傻到亡国的地步；皇甫谧笔下的帝辛分明看过太多变态美剧或港剧，走上了“人肉叉烧包”的不归路，建议让黄秋生扮演帝辛，说不定又可以得个影帝。
不管以上哪一种情况或者根本不是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反正被关七年的姬昌刑满释放了。姬昌主动向帝辛献出洛水西面的一块土地，不是为了报答不杀之恩，而是以此为条件请求帝辛废除炮烙之刑。帝辛愉快地接受了土地，并答应了西伯的请求。
姬昌出狱后，风光无限，《竹书》报道“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逆乃迎接之意，不是叛逆。此情此景，宛若成汤当年自夏台释放时，众诸侯相迎的盛况，历史果然惊人地相似。姬昌按理应该回到歧周大本营，但奇怪的是他去了被征服的二线城市程邑。那肯定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帝辛命令他这样做。
帝辛不可能换一个人做西伯，谁也没有那样的资历镇住西部，除了姬昌。帝辛聪明地逼姬昌离开歧周，迁往被他占领的国度：程国，那里明里暗里肯定有姬昌的宿敌，等待机会闹复辟。对付姬昌，也许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如果不杀他的话。
帝辛看到了效果，《竹书》云：“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诸侯入贡。”，姬昌看上去还挺知恩图报的，率领一帮陪他坐牢的兄弟一起来朝拜帝辛，那时帝辛应该很爽，心想：小样，我还收拾不了你嘛？！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常常会身不由己地落入自负的圈套，履癸当年对成汤完全就是帝辛对姬昌的翻版，两大猛人隔着五百多年的时空犯着同样的错误。
《史记》没说姬昌被发配到程国，而是回归故里，像个潜伏者悄悄地行善（“阴行善”），生怕崇侯虎又去帝辛那儿打小报告说：姬昌不做坏事，专做好事，没按好心。要是再被关起来，他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跟他爹季历一样。
诸侯不明白西伯做好事不留名的苦心，一旦有争端都来找姬昌裁决是非。姬昌也不好意思让人不要来找他，所幸帝辛没有因此再邀请他去羑里喝茶，看来姬昌“阴”功了得。
有一次，周西北部的两个小诸侯国虞、芮因为领土与主权问题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于是两国分别谴使前往周原，希望“联合国秘书长”西伯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判决。两国使者进入崎周时，立刻就看到感人的一幕：种田的人互让田界，老人备受尊敬（“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老”）。使者们自惭形秽，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麻烦“潜伏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再去见西伯，简直是自取其辱”。使者们回国后，巡回演讲，以颂周德。周围的诸侯们听闻虞、芮使者们的“东行漫记”后，发自肺腑地感叹：西伯就是奉天承运的君主！（“西伯盖受命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