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不是诸侯听不懂天命，而是姬发说不出口：那是一个秘密，天大的秘密。姬发撤军的理由不是天命，而是“天密”。
姜子牙压根就不是个敬畏天命的人，进军牧野之前，卜辞显示大凶，可姜子牙依然逆天而行，周武王和他的太公望真的像圣人赞扬的那样敬畏天命吗？他们对天命可没有武丁的那份孩童般的赤子之心。
不是老天告诉了姬发撤军，而是有人告诉他，祭文王的烟雾弹没有骗过帝辛，商军的口袋虚位以待。姬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想想帝辛的威而刚，想想象军，姬发决定哪来回哪去，有多快跑多快，其中原委当然不能告诉那八百诸侯，否则至少四百诸侯会笑死。
那个给姬发通风报信的奸细会是谁？我在第一部里详细地分析过这位告密者，即帝辛的哥哥微子。
微子和他的两位叔叔比干和箕子并列为孔子授予的桂冠“殷（有）三仁”。微子是帝乙长子，按规矩他该是殷太子，可是他的位置被弟弟受德取代。受德即位后，觉得对不起哥哥，于是极力弥补，让他位极人臣，掌管殷商军权。
《史记》说微子逃离故国之前，当着大臣的面自己开导自己说：“父子骨肉亲情，君臣道义所属。父亲有过，儿子多次规劝不成，就跟着他放声大哭。臣子屡次劝谏而君王不听，臣子可以根据道义离去。”（“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微子的口才相当不错，叛国而去之前，还摆了个样板戏式的忠臣姿态。微子明明去意已决，司马迁却说：“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真是奇了怪了，难道少师和太师没有听见微子在众臣面前的自我开导与表白吗？
太师、少师大概是指箕子和比干，孔子便说比干是少师，可在《宋微子世家》里当微子找台阶逃跑时，比干已经被杀，箕子已经被囚，所以太师、少师不可能是箕子和比干。在《殷本纪》里，微子的逃亡在比干和箕子被杀、被关之前，但后来司马迁又说太师和少师抱着祭祀用的乐器奔周了（“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奔周”）。司马迁的“太师、少师”应该错了，他在《周本纪》里倒是把话说明白了：“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但更是错上加错，商朝晚期，祭司基本处于失业状态，主持祭祀的乐师怎么可能位列三公？看得出来，司马迁写商周更递这一段历史，显得颇为凌乱，叙述像在风中飘。
司马迁更大的错误在于，关于微子在商朝的所作所为，他没有一个地方说对了。司马迁本意是要把微子塑造成一个仁至义尽的正义角色，离开殷商之前还发表逃亡宣言，怎么看微子都像个伪君子，不管比干、箕子因为什么原因开罪纣王，他们都比微子真诚多了。
微子还真不是伪君子，因为他在纣王倒台之前，根本就没有逃亡，而是一直待在他弟弟身边，继续担任他的军事长官。他不是伪君子，但是比这更糟，他是个汉奸，他才是商朝灭亡的头号巨奸，或者说是新兴周朝的头号功臣。
毛泽东跟人谈历史时，提到微子，愤愤然地说：“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这不是出于阶级斗争需要的信口开河，而是基于文献、考古资料以及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按照《竹书》的说法，武王其实只“搞了一年”就又杀回来了，从帝辛五十一年到五十二年。
《吕氏春秋》里有不少无稽之谈，但关于微子的行径比《史记》、《尚书》等正史要准确得多。《吕氏春秋·诚廉》生动地叙述了伯夷、叔齐如何窥见姬昌和微子的阴谋，于是愤然离周。
有了军政首脑微子和胶鬲为内应，歧周还有什么情报得不到？帝辛尽管和哥哥微子不是很和谐，但他始终没有想过要对付微子。帝辛待微子不薄，无论对方说什么难听的话，他都忍了，仍然让微子身居高位，手握兵权。对箕子和比干，帝辛就没那么好脾气了，他那么有性格的一位猛人，既然不忍在哥哥身上出气，那只能在两个碎碎念的叔叔身上发泄了，比干和箕子被虐的遭遇或许有之，不完全是周人一味栽赃陷害。
“盟津观兵”那次行动，姬发本来准备偷袭殷邑。就在兵发之际，微子命胶鬲给姬发电报：“受有备，速撤军。”（谢绝考证）于是才有姬发突兀收兵，他当然不能跟部队说他收到电报了，只得编了一个骗不了三岁孩子、却骗了所有部下的谎言，那就是“未知天命”。“天命”在汉文化里是个非常功利性的政治名词，无论什么狗屁倒灶的事都可以用“天命”蔽之，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谁有话语权，谁就掌握“天命”。“天”在汉语里虽然有神圣的位格，但是没有人格。
姬发“奉天命”溜回到周原，郁闷的同时也感到侥幸。回到宫殿的那个晚上，姬发为了排解心中的失落，吃了几大海碗的羊肉泡馍，撑得晚上睡不着觉。姬发打那晚就得了失眠的毛病，吃不吃、多吃或少吃羊肉泡馍都解决不了失眠问题。他的失眠是心病，他知道那个高高在上的子受德有多厉害，如果让他知道自己“观兵”动机，率兵来打怎么办？姬发太清楚那家伙的实力了，打仗从无败绩，比他爷爷季历还牛。
不过姬发心里多少还是有底的，只要微子那张王牌在，他就有翻盘的机会。他爷爷季历当初若是有大牌内应，也不至于中了文丁的圈套。他父亲姬昌得以“保释”，起作用并不是什么奇珍异宝，而是微子替姬昌开脱，才免了被囚杀于羑里的厄运。姬昌知道有人帮他说话，他不会重滔其父覆辙，这才有心思钻研易经。
姬发失眠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就在被折磨得快要疯掉之际，他的失眠症突然好了。治好他失眠的药是一份密信， 密信的作者是微子，信使自然是姬发父亲的故人胶鬲了。
姬发和姜子牙分享了密信。姜先生甚至比他的老板还要激动，他一直在等着出兵的一天，一年前在盟津那次仓皇撤军，害得他颜面丢尽。
那次他发出了“急急如律令”的出兵总动员，可是一转眼他又发出相反的“急急如律令”的撤兵总动员。就像一个跑道边的发令员，开响了发令枪，运动员都起步了，发令员马上在后面扯着嗓子喊运动员快回来，这也太搞笑了吧？虽然武王给了八百“运动员”一个神乎其神的解释，但姜先生心里还是过不去，总觉得那些”运动员”心里对他有看法：你不是未卜先知的国师吗？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姜先生有苦难言，姬昌失眠一年，姜先生也亲自陪同失眠了一年。
这位姜先生之所以在中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实拜《封神演义》所赐。据说《六韬》是姜先生的兵法著作，可后来发现《六韬》是战国时期的托名伪作。章太炎甚至认为《六韬》不是兵书，而是道书，又有点矫枉过正了，《六韬》和《三略》一样，都是古代兵书应该没有疑问。
不管怎么说，姬发和他的国师姜先生精神抖擞地行动起来，再次打响发令枪，LET’S RUN！《竹书》载：“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那一年是帝辛五十二年，姬发的军队首先集结在鲜原，没有马上进攻殷邑，鲜原就在孟津附近，姬发可谓故地重游。
周军至少在鲜原守候了一个多月，姬发是审慎或是害怕？二者应该兼而有之，商军多强大、帝辛有多厉害，姬昌心里有数，因此他不敢贸然出兵，哪怕收到微子的密信他还是不敢贸然东进，他一定要万无一失，否则跟盟津那次一样灰溜溜地跑回家就惨了，总不能用同样的理由去忽悠那八百个“长跑运动员”吧？不用帝辛来打，光是口水就能淹死他、失眠就能要了他的命。
姬发和姜子牙心急如焚地等在鲜原无所事事时，那是公元哪一年？这一年是牧野之战发生的那一年，对于商、周断代很重要。关于这一年的历史断代，“成效喜人”：竟然有四十五种说法之多，误差达一百一十二年，范围从公元前一一三零至前一零一八！我不懂天文，对古文献中出现的星象也没啥认识，如果简单地从“五十二年庚寅”推算，那一年该是前一零五零年，就象推测戊子是前一零五三年一样。庚寅是甲子中的一年，某一年份除以六十，余三十，那一年便是庚寅年。这几年的误差其实关系不大，至少比机关干部年龄造假要好些。
姬发从秋天等到冬天，派出去的探子回来报告的消息与密信完全吻合，姬发这才发出行军令。大军出发前，姬发举行了盛大的杀俘祭祀，这叫“有事于上帝”。被帝辛废除的残忍的人牲，在周朝再次兴起，周朝并以此作为攻击帝辛的四大借口之一，谴责帝辛不敬上苍，所以帝辛活该被上天抛弃。还别说，帝辛的失败，多少还真的跟他不肯杀俘有关。
上次在孟津有八百诸侯跟随姬发，那么在鲜原来了多少诸侯？谁都猜不到，我也没想到：只来了八个！你没看错，是只有八个，不是八十，更不是八百，而且这八个全是方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少数民族部落。这是《竹书》上说的：“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伐殷至邢丘，更名邢丘曰怀）”， 看来孟津撤军的后遗症极其严重极大地影响了众诸侯的“长跑”积极性。《周本纪》也特别提了这八个方国，而且姬发在《牧誓》里把他们当做压箱底的宝贝在牧野宣言中隆重推出，言下之意有他们相助定能所向披靡，天知道他是否在自我安慰。
姬发挺逗的，从鲜原经过刑丘，他居然还有兴致改地名，把刑丘改为“怀”。刑丘里有个“刑”字，让姬发感到不吉利，他本来就很紧张，经不起任何形式的刺激，既然地名让他不爽，那就玩玩文字游戏，把地名改了，很霸气，还透着股机灵，只动动嘴，就能把不吉利消弭于无形，从而带来心理安慰。这一招未庄的阿Q也会。
姬发的文字游戏远不止改地名，他还发表了一篇收入《尚书》，题为《太誓》（或《泰誓》）的讲话，这篇讲话很短，主要是谴责帝辛的四条罪项：一、听信妇人之言；二、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这第二条好像是从大禹儿子讨伐有扈氏时说的“威侮五行，弃绝三正”学来的，武王起码得说明一下灵感来自《甘誓》，以示学术端正）；三、疏远同祖兄弟（祖指祖父母，即所谓“王父母”）；四、废弃先祖雅乐，而以“十八摸”之类的音乐取悦妇人（“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帝辛的罪行里，没有酒池肉林，没有炮烙酷刑，也没有提及帝辛在解剖学上的示范教学，比如挖心脏、锯大腿、破孕妇肚子等等。姬发为什么不提呢？因为他的想象力有限，比后世的儒生们差远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