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约翰的体育课：有人欢喜有人愁
吴宓（1894-1978）、萧公权（1897-1981）、潘光旦（1899-1967）、梁实秋（1903-1987）、何炳棣（1917-2012）、何兆武（1921-），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皆毕业于清华大学，尽管他们求学的时间各不相同，如吴宓在山河变动时入清华学堂，何兆武则毕业于战火未歇的西南联合大学。但他们回忆求学时光，令他们头疼，或者深刻印象的科目，既不是文史课程，也不是什么理工学科，竟是体育课。
他们的体育教师是马约翰（1882-1966），此人虽有一个富有洋味的名字，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188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4年后便执教于清华大学直至逝世，期间曾两度赴美进修，亦曾担任奥运会教练团成员。
1928年，罗家伦（1897-1969）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裁撤一批教学质量差的外籍教授，教授体育的马约翰也被降职降薪。后来马约翰率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返校，师生们放炮庆祝，还将他高举抬至校内。罗家伦知道自己错了，便将他提为教授，恢复原薪，又给了一只银杯当作纪念。关于马约翰说不完的丰功伟业我们就不多谈了，且说说那些大师们求学时的体育经历。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时，体育虽不算学分，但也要修满八个学期才能毕业。何兆武因为阑尾炎开刀可以免修体育半年，但他却休了一年，当时的校长兼教务长梅贻琦（1889-1962）请他与马约翰商量，何兆武本希望马约翰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马约翰却答道：“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何兆武才得以以缴交体育报告的方式作为补课成绩。
事实上，吴宓只延毕了半年，马约翰偏偏说一年，倘若不是某人记忆有误，便是他要向何兆武虚声恫吓一番。可惜吴宓被延毕时所写的日记早年在家乡遗失，他当时的心境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从求学时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他惧怕体操，亦想增进体格的事体。例如1915年10月23日，他的日记写道：“午后拍球。余近日每夕必拍球。每晨毕早起，跑一匝，冀体力略可进步云。”两日后又重提此事，期许拍球习惯不要间断。
当吴宓入学时，校方起初对于体育不太注重，他在1911年6月14日的日记提到：“至体操，则教习未至，故终一学期而未上班也。”可是下个学期后，校方便日益重视体育，将体育课列为必修，专聘了一名美国体操教练，更有计划修建游泳池。而教务长张伯苓（1876-1951）亦在食堂向师生发表演说，提及本学期将制定操衣，修习体操，学生每日下午皆须至操场运动一小时。吴宓在1911年8月15日的日记中惶恐地写道：“为余体魄素弱，幼而病发，宏道则数年已勉强混过，以后于体育一道恐不免大为作难，令人忧虑不释也。”
当时的体操分为两种，一种是哑铃体操，每天早晨七点至七点三十分；另一种是兵式执枪体操，每周的一、三、五、日下午四点至五点举行，每学年有两次运动会，便要以此与他校竞技，且训练极为严格，稍不符标准就会遭到记过处分，吴宓就因为“微笑”被记过二次，在日记中表达不满之情，还数次批评校方重视体操是怠荒功课、本末倒置。偶有晨间体操因下雪暂停时，吴宓便感到庆幸不已。
马约翰到任前，有两位美籍体育部主任，一位为舒美科（Dr. Shoemaker），另一位为布雷斯（Mr. Burce），吴宓说的美籍教员可能是舒美科。比吴宓稍晚几年进入清华大学的萧公权回忆起在清华大学两年的日子，那时候体育已经是清华大学注重的项目了，每天早晨学生们须先到操场集合做十五分钟的体操，下雨天则改在体育馆举行，接着才分别到教室上课，而带领他们做操的是布汝士（布雷斯）。到了下午二点到三点钟（按：应为四点至五点），图书馆、宿舍、教室都会关闭，强迫学生们在户外活动。此外，每个星期都有体育课程，萧公权的体育课碰巧排在英文课前面，布汝士既不肯提早下课，还要求器材用毕要收拾整齐，所以当到达两三百码外的教室时，萧公权往往已经迟到了。
民国八年至民国九年（1919-1920）清华大学规定的体育测验有五项，要达到标准才能遣送游学，这五项分别是：一、百码快跑；二、跳高或急走跳远；三、攀绳；四、横杠翻越；五、游泳。其及格标准为：百码十四秒、跳高两尺六寸、跳远六尺、掷铁球一丈四尺、双手爬绳一丈二尺、自由式游泳二十码。这对一些不谙运动的学生而言无疑是项严苛的挑战。当天气好的时候，萧公权就和几位好友相约到操场上练习，因为萧公权在中学时已学过游泳，所以他下苦功练习的便是吴宓不及格的跳远，所幸测验的结果勉强通过，不过他的体育成绩也往往是在及格边缘。
至于吴宓最反感的兵操，萧公权则是平心看待，当时他们的教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1895-1942），萧公权回忆起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的游行活动，清华大学学生全体参加，学生们整齐的制服和划一的步伐，特别吸引众人的目光。
何兆武缴交报告替代体育测验，已颇为通融，吴宓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可能也是如此，因为马约翰并不太刁难学生，梁实秋说他平常不加练习，临考时大为紧张，马约翰看到他的体育成绩也只能摇头叹息。梁实秋考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等田径项目都刚好能及格，惟独游泳是一窍不通，在校期间竟从未下过水，所以第一次测验还要人在旁撑竿协助，自然是被判定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梁实秋沉到池底后又连爬带泳地前进，还使出蛙式泳，马约翰才笑着说：“好啦，算你及格了。”吴文藻（1901-1985）在测验游泳时也是第一次不及格，补考时才勉强通过。
潘光旦因为运动导致右脚残疾，也与练习跳高项目有关。仅管如此，潘光旦倒是对注重体育的校风抱持肯定的态度，他揶揄吴宓这类的学生总是到最后一年、半年才在临时抱佛脚，场面非常欢乐，总有跑场的人争相走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练什么啦！赶快去瞧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体育课敬而远之，何炳棣回忆在清华大学的时光，其中一个传统就是注重体育，他说当时淋浴设备不设置在宿舍而在体育馆，就是要“强迫”学生运动出汗后去洗澡。又回忆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任教约二十年马约翰，何炳棣称赞他老当益壮，即便是冬天，马约翰也要学生与他一样也只穿背心裤叉，一起做体操、打球。何炳棣是天生的运动好手，1932年在南开初中时得过乙组百米第一名，读清华大学时加入棒球校队，得免修体育课一年，此后他的各项运动成绩也都保持很高的水平，1937年跑百米的成绩是12.2秒，是校队成员以外最佳的成绩，自然就没有因为体育课而延毕的烦恼了。（文/陈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