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老五届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约70万至80万。学者高放曾将老五届的人生历程概括为“五子”：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当作“棍子”、毕业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时至今日，老五届年届古稀，基本上都已退出工作岗位，并且正在陆续退出人生舞台。近日编者得到一份材料，记录了一批清华大学老五届在微信群里的留言共98则。笔者将其整理成7个方面，分别是“关于社会现状”、“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教育医疗文艺”、“关于国际问题”、“关于历史与文革”以及“关于老五届自己”，以便让读者了解老五届在老骥伏枥之年的所思所想与忧国忧民之情。顺便提及，编者也是一名老五届，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全文较长，分三次刊出。
（三之一：关于社会现状；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关于社会现状
*在现代中国，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是维稳的基础，不能突破。什么读书会，讲习所没有存在的理由。
*如果你有一个自信，请公布财产；如果你有两个自信，请与他人竞选；如果你有三个自信，请将军队还给国家。
*舆论一律不是好东西，无论是主流的舆论一律，还是非主流的舆论一律。
*人活在世上，要讲规矩。但首先是有权有枪的人要讲规矩，有权有枪的人不讲规矩，只让没权没枪的人讲规矩，这样的规矩，就是狱规。
*问题不是有没有工会，也不是工会能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工人自己能不能组织工会，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犯罪行为。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的君臣，忧草民乎？
*古有忧君、忧国高官的天问。今有不配忧君（在党外）、不敢忧国（怕妄议）的小民，只忧咱们喝地沟油、吸阴霾的草民们，小声怯怯的“地问”一句，还后怕呢！
*积红旗下生长六十余年之经验，凡搞到民不聊生，民声鼎沸之时，政策就右转，困难时期之后如此，文化革命之后亦如此。但一旦形势好转，刚有国泰民安之像，政策就会左转，不搞到“国民经济临近崩溃边缘”就不转向。难道就没有摆脱这恶梦般循环的办法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客观规律，难道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一种规律？
*当今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活动，呈多元化很正常，谈不上族群分裂！可以“以史鉴今”来看一看：
（1）当年毛高举马克思大旗，毛是真的崇拜马吗？非也！不过是找一理论，发动群众打江山而已！
（2）现乌有之乡头头们高举毛大旗，是真的崇拜毛吗？非也！不过是忽悠天下，借“为民请命”实现政治野心而已！
（3）同样的，一些“领袖”们高举民主的大旗，取得政权后也不一定搞民主社会！
（4）中国土豪的生活令人向往，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忙于向土豪进军，马云的电商每天都在产生成百成千的土豪！榜样的力量势不可挡！谁还愿意关心政治！
（5）底层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处境不好，应当是有锐气之人，但他们为了生存，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管得服服帖帖，那有机会过问政治！
（6）唯有我们退休老者，虽是衣食无忧，却忧国忧民、努力寻找富民强国之策！虽然哪派政治势力量都不愿拉我们入伙，但纵论天下仍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中国是以官为本，他们有无限的自由（不受宪法的约束），而百姓都是屁民，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屏蔽网络），说话都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对宪政，因为绝不能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保江山。
*尽管在好的体制下仍有许多恶的人性，尽管在恶的体制下还有不少善的人性闪光，但我认为体制与人性间，体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全社会的道德溃败是由这个体制引起的。在这个体制下，要扭转道德的进一步下骨，要扭转官场的整体贪腐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体制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反人类运动，只可能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领袖的权力不受约束），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大环境。第二，毛的个人色彩和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帝王思想和对乌托邦的向往决定了他一定会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第三，就人性而言，要看为什么会如此。我觉得有历史的原因，更有常年的阶级斗争（各种运动）激发了人的仇恨，恶化了人性，打破了道德底线的因素。
*觉得胡锦涛学长其实不错。本人和夫人比较干净，没有什么不好传闻。在任期间，国家基本稳定，处理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都不错。胡学长在任期间，正是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另外，裸退也意义重大。当然有许多问题，如贪腐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没有抵制老人干政等。
*资本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以钱生钱会无限膨胀，以劳动挣钱永远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个道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是社会常识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对此而制定的一整套制约资本的办法。邓大人只提先让少数人富起来，没有任何制约资本的措施，带动多数人富起来完全就是一句空话。
*资本在一个时期是有限的。一小部分权贵富了，是以毁坏资源和资本运行规律实现的，使篮子里的钱越来越少，这样下去，老百姓会一贫如洗。早在邓大人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前半个世纪，孙中山就详细解释了他的民生主义是怎样来制约资本，尤其是土地增值，绝不能落入资本运作之手，可惜在半个世纪后完全失控。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还在耳边回荡。但是那些中国人民的“孙子”以及“滴滴拉拉孙”是否热爱可就难说了。
*这些高干子女多数是夸夸其谈，浮而不实，所谓自命不凡不过是拼爹而已！参军当官、升级授衔、甚至当将军，也就是家务事，老太婆出面打个电话就办成了。
*强调人民的监督权力，首先就要查一下毛新宇凭什么本事晋升将军？毛新宇当将军本身就是干部制度的腐败！
*改革开放是经济也是政治！当年邓大人一道道改革开放政策下来，我等在大山沟里蜗居的清华文革生，齐声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扬眉吐气！这难道不是政治！经济与政治那里分得开！
*打老虎，疾风暴雨，全民拥护。但相应的法律改革却迟迟跟不上。阳光法案（官员私人财产公示）多年在人代会上，遭绝大多数代表反对。要长治久安，要反腐，要治标，更要治本。此事不像普世价值那样有争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施行。为什么中国迟迟不动呢？
*多信息比无信息好，当年相信“我们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待我们去解放”，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笑可悲。活在多信息时代比无信息时代要累，必须要经常自己动脑子，不过至少减少了盲目的“自信”。
*没文化的专制比有文化的专制恐怖得多。凡说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人，往往比别人醉得更厉害。
*先帝爷留下的烂摊子，第二代治理者的办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去不了病根儿，但起码能减轻症状，让你自以为治好了。第三代是头疼医脸，脚疼也医脸，对他们来说，治不治好不要紧，面子最重要。这一代就邪乎了，头疼堵嘴，脚疼也堵嘴，只要不喊出来疼，就算没病。
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为了国家团结，你对在国界范围内同一国籍的老百姓好，大家自然就爱这个国家，有难就自然同当；你对本国百姓不好，鼓吹再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没用。君不见现在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一些“外国人”的父母？而且还有越来越多之势？
*对于死不肯放弃独裁专制的当权派，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应对民主政改的呼声，得心应手；对于不希望中华整体强大的势力，挥舞民族主义大棒消泯仅有残存的那点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游刃有余。两种对立势力都偏爱这两个主义。
*近年来国人不断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也很相似吗？普通百姓的狂热往往是在牺牲自我。为国家为民族为共产主义或者为他的上帝。历史已反复证明，这种狂热终会酿成巨大的破坏：小则烧毁汽车商店，大则导致战争，造成生命财产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损失的承担者正是百姓自己。而推出这类狂热的极权者自身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这正是绝对权威／极权制度治下的特色。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自由民主的体系：那里的原则，一是人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以被侵犯，二是人民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以被剥夺。每个人自觉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尊重他人同样的权益，这就是爱国，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财产和自由。如果一个政府经常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待续，图片取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