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身世和个性都很毛泽东很不同。毛泽东是那种连自己的亲爹都敢威胁的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连天他都敢捅个窟窿。周恩来四岁被母亲抛弃，从小寄人篱下，个性压抑内敛。他早年的自述里非常多愁善感，自怜自艾：“青春已逝，家世难言，人事沧桑，知心何处！吾双亲已没，娱乐之何求！”，“心尤凄怆，郁郁不乐”(《周恩来自述》)。他又经常苛责自己，唯恐做得不好，辜负长辈，经常想着“报恩”，自责“不孝”。
他后来对斯诺承认，自己既“好静”，又有“爽朗”的一面。
要说周恩来完全没脾气，绝对不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欠了点房租，被房东太太催着讨要，一时又付不出，就“一概置之不理。”又被追债，周恩来气得“穿上鞋子就走。”后来他补上了欠款，房东太太专门来为催债道歉。事情本来解决了，周恩来却反而在日记里痛骂说“日本人的眼光，真可谓又小又贱了。”
后来周恩来掌握了中共情报和锄奸大权，下令把叛徒顾顺章灭门，一个不留。高岗用手枪自杀后，被周恩来下令解剖尸体，白白挨上一刀。还有很多零散的，关于周恩来建国后对身边工作人员大发脾气的记录，都和其“温文尔雅”的常规形象不同。这些记录虽然都想说是工作人员工作不周，惹怒事事力求完美的总理，但看多了，也发现他的脾气并没有那么好，或者，他会把一肚子的鸟气迁怒于人。
一个有脾气的人最终成了一个唾面自干,战战兢兢的人，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周恩来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深知对方的脾气和性格，也目睹了所有和毛泽东作对过的人的下场，他只能压制自己的真实的小我，放大“善于调和”的那个理性的中我，去迁就，成全毛泽东的大我。把自己和毛的关系定位为张良之于刘邦的关系，说明周恩来已经把自己放入传统中国的忠臣良相的道德谱系里。在这种关系中，他已经无力也无意去追究毛泽东的对错，也就是说，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独立人格。
更何况，大权在握的毛泽东，还经常用历史过节来威胁周恩来。可以假定甚至认定，在周恩来的内心里，早就看透了毛泽东，但即便如此，他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权势的屈服，也是成全自己的名节。同样，他对待江青，是臣子对待皇后的态度，内心再反感外表也是恭顺的。这一方面因为周恩来绝顶聪明，深知江青的分量，也得益于他卓越的表演才能。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吴国桢，在自传里就说他是个天才演员。
至于周恩来被驯服以后，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的所做所为，是自私自利，是助纣为虐，是老奸巨猾，还是胆小怯懦，抑或是出于更崇高的责任感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端看你从什么立场去看了，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死他也没有赢得毛泽东的信任。或者说，毛泽东信任的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真正的价值观。然而毛泽东是对的，因为他也知道周恩来是个天才演员，假如周恩来真有机会，一定会纠正毛泽东那种疯狂非理性的极左政策，不是因为周恩来高尚，只因为他是个理性，务实，头脑正常的人。
周恩来的婚姻，可能是被倒追，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婚姻，但看他20岁时的日记，就有了一种超越年龄的理智。他说，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恋爱，是基于感情。“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 “恋爱里可以有夫妻这一义,夫妻绝不可以包括恋爱的。” 单看这两句话，把恋爱和婚姻截然两分，和今天网上现实得让人心寒齿冷的婚姻观，没有任何区别。说他初恋失败后接受了邓颖超，以便在革命事业上互相提携乃至借点光，完全说得过去，因为邓颖超自己也承认：“你的侄辈让我讲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这样看来，邓颖超在周恩来眼里，的确只是一个政治动物。按照这种人生观，他对婚姻的忠诚，是一种职业道德，其实和每天坚持按时打卡上班并没有什么区别。
周恩来是比较亲西方的。这一点，到过延安的外国人都注意过。其实他二十岁的时候，就把中国二千年文化贬成“全是一孔之见”，说“中国人一知半解”，说“泰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甚至在日记里感叹：“留美学生的手段，本领，还是比留日的高。”
一位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文革后期以研究生身份访问中国，被周恩来接见，当时就对周恩来对西方学界的浓厚兴趣感到印象深刻。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指明，毛泽东派邓小平而不是周恩来参加联合国大会和访美就是因为认为周恩来对美国人太过软弱：“Mao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Zhou was too soft to be a reliable representative.” 这里的软弱，一方面可能是个性，更可能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本来就有亲西方的倾向，他从没有打算对美国过于强硬。
论学历和学问根基，周恩来去日本之前，甚至沉迷于乾嘉汉学和古文这种显得迂腐的学问，在日本期间，也的确是想认真念书的，因为他不仅每天补习，还要求自己“学问要真切”，甚至还去读了“庆应义塾章程”。他向留日同学演讲，号召“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被“救国团”鼓动从日本回国后，卷入五四运动之前，在南开大学上过一年学肄业。周恩来的学问根基，外语能力（文革期间当场在宴会上纠正章含之的英汉翻译是有录像为证的），眼界，在后来的中共高层中，是少有的坚实，正统，开阔，决不是绿林大学旁门左道的野狐禅，或黄埔军校学生几个月仓促训练可比。他在文革中也会讲些应景的话，显示自己也很革命，但内心深处终究不会真的认同毛泽东的在他看来算是胡作非为的举动。
如果不是在日本求学不顺——1918年投考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名落孙山，回国次年卷入学运，参与组建天津"高自联"(1919版)——在国内和法国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思潮影响，含蓄而又郁闷的青年周恩来完全可能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谁说考试不重要？ 高考落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921 年底，23岁的周恩来在柏林遇上了受陈独秀委托，正在急切寻找下线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申府，经介绍成为共产党员，从此跨上了共产革命的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