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我们全家11月8日都投了票，我更是在夜里守着电视，直到结果出来。当我看到精确到个位数的投票人数，其中包括了自己这一票，神圣的参与感油然而生。我在美国这些年，曾经四次选举总统，选举地方官员及民意代表则难计其数。由此，我想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选举。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常常被当成范文来讲评。不过由语文老师命题的作文，算不得公开发表。我的第一篇自由撰稿并公开发表的文章，是有感于班干部选举而写的。四十多个学生的班级，要选几个人出来当班长、学习委员、卫生委员之类。这种比芝麻还小得多的“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是为同学们做点事吗？换了现在的学生，还没什么人肯干呢。偏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把事情看得十分严重，来了个一手包办。她不但亲自圈定候选人名单，而且搞等额选举，一个位置只提一个候选人，而且是举手表决，谁举不举手，她站在教室前面看得一目了然。
当时我就想，这种样子的选举有什么意思，同班主任指定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选举刚过，我就凭着初生牛犊的一股劲，写了篇小文章，说下次选举时，候选人应该由学生自由提名，实行差额选举，还要无记名投票。文章一气呵成后，我为自己起了个“常有文”的笔名，意思是往后要常常写文章发表。恰好班上的黑板报要更新，所以我的“大作”当天就登了出来。同学们对我的文章议论纷纷，支持者居多，我颇有些得意。然而好景不长，班主任闻讯赶来，铁青着脸看了我的文章，当即吩咐宣传委员擦掉。可怜我的处女作，只存活了三个小时。
其实那时的我，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能懂得多少民主选举的思想？我不过是直觉地感到包办选举有点不对头而已。然而，即使这极其朦胧的民主意识，也为1960年代初的政治形势所不容。当时，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选举当然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必须把每个位置，哪怕是小组长这样的位置，都掌握在信得过的学生手里。其实我是错怪了班主任老师，因为全校所有班级都必须按同一个模式来选举班干部。后来有人悄悄对我说：“连国家主席都是等额选举，你怎么异想天开要搞什么差额选举呢？要是你早生几年赶上反右派运动，单凭这块豆腐干文章，没准就能弄一顶右派帽子戴戴，因为要从自由选举，提高到反对党领导这个纲上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听了这话，我惊出一身冷汗。还好我的班主任，心地实在是很善良的，把这起可大可小的事件，悄声悄息地压了下去。
高中毕业时，语文老师看我作文还不错，就动员我报考文科。然而那豆腐干文章在我心头的阴影未消，就婉拒了他的好意，报考了理科。世界上就此少了一个也许还有点出息的作家，而多了一个平凡的科学家。不过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作家的桂冠固然诱人，倘若上面再套一顶“右派”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就大为不妙了。于是我的写作史，刚开了个头就中断了，“常有文”也成了常无文。回想起来，那篇几百字的小文章，竟然是我出国前的四十多年间，除了科学论文之外，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而且是发表在黑板报上，而且只有三个小时的寿命。
然而，不发表文章不等于不想写文章。在那以后的三十年里，也许是因为还有几个文学细胞，我有许多次感到写作的冲动。不过，我只能写腹稿，然后烂在肚子里，从未敢用笔写出来。因为我想写的文章，绝不可能发表，甚至会惹来大祸。在那些年月里，我一直有一种无法明言的压抑感，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压抑感来自于说真话和写真话的恐惧。人们不但没有说真话和写真话的自由，还经常被逼迫着说假话和写假话。尽管历史最终证明，某个当权者是大错特错了；但是只要他还掌着权一天，老百姓就只能拥护他的“英明领导”，同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人们常常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否则就要惹祸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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