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30日电（作者 尹宝虎 ） 2016年“5 • 20”之后，民进党执政当局走出了一条渐进而实质的“台独”路线：以理性谦卑示外，以不立即触碰底线为掩护，以切香肠式小步快走方法逐步扩大和深化“去中国化”进程，以量变求质变，以时间换空间，促使法理“一中”彻底虚化甚至“伪化”，以最终达至“台独”企图。渐进“台独”对大陆应对方法构成重大挑战。大陆此前应对扁、李激进、显性“台独”时形成了一套成功办法和对策。但在应对渐进“台独”时，这些办法和对策是否适用不无疑问。从目前两岸关系情况和大陆现阶段应对情况来观察，大陆对待渐进“台独”实际上采取了不同于应对显性“台独”的方法和对策，其基本方法和对策似可总结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一、最高纲领：坚决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方向；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底线。
在出现渐进“台独”的新形势下，大陆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困境是：在台湾执政当局不再接受或承认“九二共识”的条件下，如何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就是说，如何维护一个没有“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此，在继续贯彻两岸交往合作前提下，大陆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区别对待方法。与台湾交往过程中，将“独”与“非独”的政党、人物做适当区别。在两岸官方交往无法进行时，尽力维持两岸民间交往。这样既坚持了两岸交往政治原则，也维护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这种区别对待做法一定程度发挥了对“台独”的反制作用，如果认识到“台独”根本伤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则区别对待方法可能构成最低程度的反制。具体做法包括：
1、不再与台湾执政当局和民进党主要政治人物发生制度化联系。除涉及应急和灾难救援情形外，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联系合作基本停摆。过去曾有民进党高层以县市首长身份到大陆公开交往，现在情势下均无可能。以此表明在两岸涉政治类交往中坚持“一中”底线。
2、就台湾出席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活动，不再继续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基于“九二共识”和两岸达成谅解后的灵活做法。以此表明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一中”底线。对于台湾“邦交国”与我建交要求，更多采取听其自然态度，而不似“九二共识”的“外交休兵”时期采取有意回避办法。但应该也会把握节奏和分寸，与反制岛内“台独”发展的需要相结合，留有余地。
3、对县市长层级的交往区别政治立场。2016年9月，大陆接待8名国民党和无党籍县市长访问大陆。这样既坚持了“一中”政治立场，也没有断绝与台湾县市长往来，有利于继续维护两岸合作。
4、在两岸无法通过继续商签和深化落实经贸合作协议情况下，继续以区别蓝绿方式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大局。比如对国民党和无党籍执政县市要求“拼观光、救经济”诉求采取积极回应政策。2016年12月24日还举办了台湾8县市农特产品展销暨旅游推介洽谈会。对在大陆经商的台商，要求其不得在回到台湾后支持“台独”。这样，既坚守了大陆政治立场，也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贸合作。
5、在看清渐进“台独”具有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特点后，对蔡当局“台独”本质的定性，既听其言，更观其行。也就是说，更多的不是从蔡对两岸关系所谓“维持现状”、“善意”等漂亮言辞，而是从蔡的行动即政策举措和一系列操作民粹的言行来判断其两岸关系政治立场。及时揭露其“去中国化”、“恐中”、“仇中”、实质“台独”的内容和本质。
6、在无法通过两岸制度化合作方式贯彻“两岸一家亲”、“寄希望于台湾同胞”的情况下，惠台政策和行动更多放在大陆内部来做。包括进一步完善各类涉及台胞、台商、台生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让大陆成为台资、台商、台生投资创业、求学、就业和实现人生抱负的良好舞台。在境外，继续加强打击针对两岸居民的各类电讯诈骗行为。
7、在两岸官方之间无法交往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和深化两岸民间交往、学术交往和社会交往。
二、最低纲领：尽可能避免台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越来越大的负面因素；尽可能延缓两岸走向最后摊牌的时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希望。因此，维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有一个好的内外环境，维护和延长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大陆处理涉外关系的大局。处理两岸关系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大局。为此，要尽一切可能促使台湾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共享民族复兴的福利和尊荣；要尽可能避免台湾在此一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负面作用，尽可能避免台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负资产；特别是要尽可能延缓两岸走向最后摊牌的时间。这恐怕是大陆处理柔性“台独”的最低纲领。为实现此一最低纲领，可以从大陆现阶段各方面举动中归纳出下列观察：
1、尽管蔡英文渐进“台独”的效率、频率和效果均较李登辉、陈水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大陆官方并没有对蔡采取对待扁、李的点名痛批手法，而是留有余地，并不乏期待。在大陆民间，一些知名涉台学者对蔡英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多采取尽最大可能的善意解释，一些学者甚至为此承受了很大社会压力。只是这样的善意解释越来越困难。
2、对各种“去中国化”行为采取很大的容忍态度，在批判台当局渐进“台独”实质的同时，并没有采取激烈制裁手段，而是继续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政策没有改变。
3、深刻认识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性，维护中美关系互利合作的大方向，妥善处理各项分歧；同时，坚决反对美国打“台湾牌”，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支持“台独”，反对美国逐步侵蚀中国主权，特别是美台官方交往和美台安全领域实质合作不断升级。
4、努力控制大陆社会逐步上升的“武统”情绪和舆论。同时也加紧进行各方面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事演习的规模、区域和力度；以武制“独”，以武促和，以备万一。
三、未来两岸关系恶化程度将更多取决于台湾当局
大陆对台方针政策长期一贯、明确，没有过大的摇摆。同时，认识到两岸统一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大陆相当长时间已经不再对台湾施加“促统”压力，而更多着眼于“不独”。并努力维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符合台湾现行宪政框架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九二共识”体现了大陆对台湾方面最低要求，也不违背台湾现行宪制性规定，无可退让。大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在两岸关系继续让步的空间。因此，未来两岸关系的好坏更多取决于台湾执政当局而不是大陆。两岸走向摊牌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取决于台湾而不是大陆。即主要决定于“台独”实现的程度和是否达到零界点，或者“台独”引狼入室对整个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或者两岸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否还有任何可能等。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渐进“台独”的实际成效和由此造成的内外情势打乱大陆延缓处理两岸统一步骤，促使大陆下定决心采取断然手段提前解决两岸问题。这里可以观察的主要指标包括：
1、台湾内部在社会文化上完成“台独”构建的程度，即台湾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完成“去中国化”程度。可以观察的指标包括：对“中国人”的认同程度，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也可以反向观察：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敌意程度。接近零界点的问题是，台湾社会是否还有回到“一中”认同的可能？
2、台湾内部在法律制度上完成法理“台独”的程度，或者“台独”（或者“去中国化”）的法律化程度。可以观察的指标包括，各种立法、规章、政策中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各级法院释法、官方执法中对两岸关系的定位；通过“释宪”、“公投”、“宪改”、“制宪”等行为达至“台独”或“去中国化”的程度，这里还特别涉及到“领土”、“疆域”的法律规定部分；台湾民众对实现法理“台独”的内心确信程度。在当下的台湾，法理“台独”是正在进行时，不是有无问题，而是程度问题，尽管涉及“领土”、“疆域”的宪法规定是重要指标。这里接近零界点的问题是，台湾是否还在法律上维持着同“中国”有意义的联系？
3、台湾外部关系完成“台独”构建的程度，主要是台湾与外国（主要是美国，也不排除日本）构建政治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观察的指标包括：台湾与外国在军售、情报、军官交往、指挥系统等的合作程度、层级；太平岛的未来用途，特别是安全用途及其是否受制于人。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即台湾在安全上与大陆敌对的意愿和程度；或者台湾作为外国围堵大陆战略的一个环节发挥作用的程度；或者台湾与外国军事合作是否已经现实地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接近临界点的问题是：台湾与外部强权的安全合作或者实质关系是否已经达至中国实际上“已经失去台湾”的程度；或者，这种合作是否已经使得台湾甚至失去任何哪怕回到某种中间地带的可能？最近美国通过《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大幅提升美台军事交往层级，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实际上，美台军事合作程度与“台独”升级成正比，也与两岸走向最后摊牌可能成正比，与台湾安全和独立自主成反比。
显然，台湾在社会文化和法律政策上推进“去中国化”的程度和速度，以及与外国构建安全合作的程度和速度，将决定两岸关系的恶化程度，决定两岸是否以及何时走向最终摊牌的临界点。一切关心两岸和平、关心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人们不能不对此抱持深刻忧虑和高度警惕，不能不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本文作者尹宝虎系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