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谅
在中国人们宁可花钱赌博，也不愿意花钱买保险;宁可花钱买保险也不愿意投资于公共安全，特别是在小概率的有关重大公共安全的基础设施。如果再这么乱哄哄搞下去，将来就会造成“小事故引发大事故，大事故引发连锁事故，连锁事故必将导致政治危机”。
政府依法治国绝不仅仅是政治上治理贪污腐败的问题，而是依法治国关系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重金属污染，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甚至于洪涝灾害等等。
我在2012年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四种国家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认为现在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国家：
自由法治国家， 如英，美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法律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什么可以做，是“一切都允许除非法律禁止”。”
民主法制国家， 如日本，德国，新加坡，法律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什么不可以做”，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
糟糕的国家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这种是法律溃败的国家，没有管理也没有控制的国家，如拉美国家，印度，菲律宾。
最坏的国家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这种是只有控制但没有管理的集权专制国家， 如某些阿拉伯国家，前苏联及毛时代的中国是最典型的这种国家。这样的国家必然造成政治严酷封闭，经济上贫穷落后。
而中国现在是两极化，是社会分裂的一种体制，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没有管理也没有控制; 政治是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没有管理但严格控制。这样的体制，目前使得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经济发展处于失控状态，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到2012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世界有15个国家正在建造共有68个民用核电反应堆，其中，中国已有25座核电站正在建造，并且计划建造更多的。美国有近一半的核反应堆的证书被延长到60年，并且认真考虑建造十几个新核电站的计划。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而意大利禁止核电站。继福岛之后，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35年要减半新增加的核能发电能力。
德国的体制是保守体制，所谓保守就是右倾：是指凡是有争议的，而且没有明确隐患产生原因的，无法保障绝对安全的，一概禁止。
英国和美国的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如我们做产品设计，最后一项是风险评估，找出危险的情况，如何防止危险的发生，在发生危险的情况如何补救，通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充分确保健康和安全。
中国的体制则是激进的体制，即是左倾：只要有利可图，就大干快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到了必须保守谨慎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乘坐飞机旅行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这种安全是有代价的，为了保证飞机的最大限度的安全，大量的人力物力会花在安全机构上，我觉得飞机的制造成本恐怕超过一半是花在安全机构上的，飞机的坠毁事故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但这不等于这种投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乘坐飞机买了保险，安全抵达了，不能说这保险白买了。
同样的道理为了防止小概率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出现，各国家，中国也不应例外，需要在立法，设计，制造，维护和消防等等方方面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国在安全标准上有一个创造：“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现在是百年一遇年年遇，很快就会出现“万年一遇”，这种概念有意义吗? 如饱受争议的三峡大坝，这样关乎国运的的巨大水利工程，那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有三门峡水库前车之鉴的情况下，照样可以上马，专家论证则排斥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则被排斥出论证会。“百年一遇”的标准是什么?是生态的?地质的?还是军事的?还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而是将来注定要发生的?中国一有巨大项目，就会有人如同打了激素一样拼命鼓动，但弊端呢?利弊相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干不误，反正钱是我赚，损失则由政府和国家来扛，至于造成的灾难，“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我曾经想过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别的国家做不到?未必是制度的优势，根本上是由于制度造成的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劳工福利，环境成本和安全的成本的轻装上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迟早是要有人来买单的，红利早已被利益集团拿走了，只好由老百姓用生命和财产来为自己的未来买单，所以依法治国绝不仅限于政治!
我认为有效自治就是民主，而现在中国是各行各业都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体系，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效率非常低，而且乱象百出，这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可以搞得好，关键不在是在社会制度上，社会意识形态-姓社姓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各行各业，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系统，特别是公共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和环境保护方面。对于政府来说，政治问题可以转化为技术问题，而技术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起来就是政治问题。当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遍丧失安全感的时候，恐怕革命将不可避免。到国外才知道原来革命不是褒义的：“revolution”=“Turn around” (转一圈，翻个底朝天)，意味着破坏和流血，中国自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多年了，血流得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尽量把政治问题技术化，“与时俱进”，最终能够以变革代替革命，这将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政府依法治国绝不仅仅是政治上治理贪污腐败的问题，而是依法治国关系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重金属污染，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甚至于洪涝灾害等等。
我在2012年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四种国家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认为现在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国家：
自由法治国家， 如英，美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法律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什么可以做，是“一切都允许除非法律禁止”。”
民主法制国家， 如日本，德国，新加坡，法律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什么不可以做”，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
糟糕的国家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这种是法律溃败的国家，没有管理也没有控制的国家，如拉美国家，印度，菲律宾。
最坏的国家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这种是只有控制但没有管理的集权专制国家， 如某些阿拉伯国家，前苏联及毛时代的中国是最典型的这种国家。这样的国家必然造成政治严酷封闭，经济上贫穷落后。
而中国现在是两极化，是社会分裂的一种体制，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没有管理也没有控制; 政治是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没有管理但严格控制。这样的体制，目前使得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经济发展处于失控状态，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到2012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世界有15个国家正在建造共有68个民用核电反应堆，其中，中国已有25座核电站正在建造，并且计划建造更多的。美国有近一半的核反应堆的证书被延长到60年，并且认真考虑建造十几个新核电站的计划。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而意大利禁止核电站。继福岛之后，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35年要减半新增加的核能发电能力。
德国的体制是保守体制，所谓保守就是右倾：是指凡是有争议的，而且没有明确隐患产生原因的，无法保障绝对安全的，一概禁止。
英国和美国的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如我们做产品设计，最后一项是风险评估，找出危险的情况，如何防止危险的发生，在发生危险的情况如何补救，通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充分确保健康和安全。
中国的体制则是激进的体制，即是左倾：只要有利可图，就大干快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到了必须保守谨慎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乘坐飞机旅行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这种安全是有代价的，为了保证飞机的最大限度的安全，大量的人力物力会花在安全机构上，我觉得飞机的制造成本恐怕超过一半是花在安全机构上的，飞机的坠毁事故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但这不等于这种投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乘坐飞机买了保险，安全抵达了，不能说这保险白买了。
同样的道理为了防止小概率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出现，各国家，中国也不应例外，需要在立法，设计，制造，维护和消防等等方方面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国在安全标准上有一个创造：“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现在是百年一遇年年遇，很快就会出现“万年一遇”，这种概念有意义吗? 如饱受争议的三峡大坝，这样关乎国运的的巨大水利工程，那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有三门峡水库前车之鉴的情况下，照样可以上马，专家论证则排斥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则被排斥出论证会。“百年一遇”的标准是什么?是生态的?地质的?还是军事的?还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而是将来注定要发生的?中国一有巨大项目，就会有人如同打了激素一样拼命鼓动，但弊端呢?利弊相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干不误，反正钱是我赚，损失则由政府和国家来扛，至于造成的灾难，“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我曾经想过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别的国家做不到?未必是制度的优势，根本上是由于制度造成的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劳工福利，环境成本和安全的成本的轻装上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迟早是要有人来买单的，红利早已被利益集团拿走了，只好由老百姓用生命和财产来为自己的未来买单，所以依法治国绝不仅限于政治!
我认为有效自治就是民主，而现在中国是各行各业都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体系，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效率非常低，而且乱象百出，这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可以搞得好，关键不在是在社会制度上，社会意识形态-姓社姓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各行各业，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系统，特别是公共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和环境保护方面。对于政府来说，政治问题可以转化为技术问题，而技术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起来就是政治问题。当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遍丧失安全感的时候，恐怕革命将不可避免。到国外才知道原来革命不是褒义的：“revolution”=“Turn around” (转一圈，翻个底朝天)，意味着破坏和流血，中国自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多年了，血流得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尽量把政治问题技术化，“与时俱进”，最终能够以变革代替革命，这将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